六、結語：文化研究的意義與新的理論期待文化研究不是什麼統一的流派，也不是一個明確的學科，它不過是正在形成的跨門類的課題，表現了當代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趨於綜合的時代潮流。文化研究實際彙聚了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以及文學批評諸多門類的知識。
就文化研究普遍注重文本分析方法而言，它更像是傳統文學批評學科的變種。傳統文學批評被無限製放大的同時，也被抹去它的學科界線。在文化研究的視域內，任何事物現象都被看成文學文本（或者說可以當成文學文本細讀），同樣，文學文本也被當做文化文本加以象征性的闡釋。盡管說文化研究顯示出知識的花樣翻新和方法論的開拓進取，但從總體上來看，它沒有超出後結構主義的範圍，而它把各種知識放置在後結構主義基礎上加以融合，與其說是對後結構主義的超越和替代，不如說是對後結構主義潛能的全麵發揮。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文認為文化研究標誌著一個“後—後結構主義”時代的來臨。
後結構主義在60年代後期的法國嶄露頭角，那時人們不過把它看成是結構主義的一個有機部分。在伊迪斯·庫茲韋爾1980年出版的《結構主義時代》一書中，有三分之一結構主義者，實際上已在著手“後結構主義”的事業。60年代後期，法國的思想界發生不動聲色的變革。50年代的存在主義的統一性意識形態解體後，結構主義的客觀性觀念暫時在法國思想界形成統一的思想氛圍。但1968年五月風暴的失敗，使左派知識界的意識形態迅速瓦解。後結構主義是在知識分子失敗的意識形態氛圍裏另辟精神飛地的。知識分子從激進的社會革命退回書齋，同時也從意識形態的整體規則，退回到語言的無限意指活動中去。然而，知識界的撤退並不意味著思想的倒退，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福科、德裏達、德留茲、居塔裏，以及稍後的布迪爾、鮑德裏亞和列奧塔等人，都以對他們直接的學術傳統——結構主義的批判，導向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為新的起點。在他們尖銳的理論批判實踐中，其實也蘊含著建立一種新的哲學基礎的努力。法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這種反結構主義和反省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思想傾向，開始不過被學術界視為一種比較獨特怪戾的大陸思想流派。
在整個80年代，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已經不容思想界怠慢，各種思想理論，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的知識體係，都不得不與之對話。後結構主義飽經風霜，沒有一個學派或一種知識，自從問世以來就像後結構主義遭受到如此猛烈的攻擊和無休止的爭議。其結果卻使得後結構主義以不可阻擋的理論勢頭迅速蔓延。後結構主義在各種理論的爭議中紮根於其內，這可能是當代思想界所意想不到的後果。當人們自以為後結構主義日漸式微時，不久即將發現，當代思想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把思想出發點定位在後結構主義的基本觀念上。某種程度上改頭換麵，不過是使後結構主義與其他門類的知識結合得更加廣泛和深入而已。
文化研究的興起，當然與現代傳媒和現代高科技有關，但後結構主義在其中所起到的內在聚合作用，卻是不容低估的。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準確理解當代思想潮流和知識霸權更新的曆史趨勢。
80年代後期以來，世界曆史在政治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結束以後，留給知識分子的，並不僅僅是對曆史的思考，同時也是現實的抉擇。學院知識分子習慣的學術政治化傾向，也遇到挑戰。9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關於意識形態的看法有著相當大的分歧。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意識形態已經終結（例如福山），冷戰結束以後，世界曆史已經證明西方自啟蒙時代以來的“現代性”理想，以及自由民主觀念已經取得最後的勝利，世界曆史已經不再需要政治的意識形態去引導人們的思想。然而，另一些知識分子卻樂於去發現潛伏在和平格局表麵下的危機。冷戰結束後的地緣政治與區域衝突，使一些知識分子有理由認為未來世界曆史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亨廷頓設想未來文明的衝突可能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儒家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間展開。亨廷頓的思路還未擺脫冷戰格局的陰影，隻不過把前蘇聯換成了趨於強盛的中國，把政治意識形態換成了宗教（或種族）。一些知識分子過於樂觀，另一些又太悲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人們已經很難用政治意識形態來構造新的世界秩序。
冷戰後的世界格局當然也深刻影響到知識分子陣營，現在已經不再可能用意識形態來展開學術話語的推論實踐。但“知識分子無法拒絕政治”（丹尼爾·貝爾語），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依然貫穿在學術體製領域。經曆過後結構主義的洗禮，在意識形態意義上反資本主義製度，已經轉變為思想文化意義上和曆史觀意義上反省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反省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曆史，反省歐洲中心主義或白人中心主義。五六十年代的左派激進主義運動，把學術變成政治，而後結構主義以來的潮流，則是把政治變成學術，準確地說，把政治問題學術化了。資本主義的啟蒙曆史、資本主義世界形成的曆史、帝國主義的霸權曆史等等，這些政治曆史，現在都變成最豐富的學術資源，給後結構主義式的理論闡釋提供了廣大而任意的想象空間。後結構主義從語言和文本分析的領域，直接進入帝國主義曆史檔案館，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現實，這使它獲得了新的生機和機遇。在這一曆史機遇中，知識分子又獲得一種內聚力，不再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他們又重新麵對曆史和現實說話。最重要的在於，一度迷惘和空洞的學術政治，再度獲得了切實的曆史依據和現實內容。
冷戰後的政治格局，給以後結構主義為基礎的文化研究提示了理想的背景。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文化研究正是冷戰後的政治格局的恰當表達。現在，“政治上正確”在大學校園內，並不需要直接參與，而僅隻是一種學術態度，僅僅是對一種知識的運用，對一種學術方法的把握。學術必須具有政治性，但又不實際具有。這種象征性的學術政治，不過是後結構主義理論話語的必要內容而已。文化研究力圖表達的大學政治，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多少有些故作姿態，雖然是受後結構主義理論話語的慣性支配，但也像是在揮霍西方的學術自由。而那些後殖民知識分子在西方大學牆院內，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看上去像是標榜第三世界的立場，但實質不過是對西方學術話語的發揮或挪用，並未超出西方文化範圍。90年代的中國一度滋長出反西方文化霸權的情緒，這與回歸中國傳統民族本位的思想意向不謀而合。後殖民理論確實提示了思考近代以來世界文化的新思路，但在用東方／西方二元對立去描述近代文化史時，卻要給予充分的警惕，對其曆史的虛構性要有足夠的認識。近代中國在文化上從未被殖民過，相反，“現代性焦慮”（或啟蒙的焦慮）反倒一直是擺脫本土文化集權主義的內在動力。
當然，大眾文化研究在重新思考後工業化社會主體的構成及其超越的可能性和途徑方麵，對後結構主義理論進行了修正。後結構主義理論認為人（主體）已經在曆史和當代實踐中消失。後結構主義的反人道主義特征，使它把人看成一種消極的符號，是被強製性的結構秩序所決定的任意的符號。
人在社會實踐中不具有主體性的地位，正如人消弭於曆史的結構中一樣。重新關注人在後工業社會中的主體能動作用，關注人在接受後現代傳媒時具有的主體抵抗意識，顯示了現今文化研究的建設性意義。經曆過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長期的批判之後，也需要重新思考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多重性特征。
文化研究對於中國當代學界還屬於相當陌生的領域。盡管在80年代，學界有過“文化熱”、“反傳統”或“全盤西化”，但這是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引導下的思想論爭，帶有相當強的實用性。從學術的意義上來說，那時的“文化”，還是屬於比較傳統的大文化概念，關於跨文化的研究，也主要是以西方傳統人類學的角度為理論參照係。而現今的文化研究——正如本文前麵所分析的那樣，乃是在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多門類知識會聚，或者說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它是後工業社會文化狀況的反映；如果以後結構主義的眼光來看，與其說它描述和反映了，不如說它創造了關於晚期資本主義文化擴張的想象圖景。文化研究對當今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對中國的文化現實的研究，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8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無疑做出了不少有意義的探索。不管是對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完善，還是引進西方現代理論，應該說都有相當的成就。但就理論批評的基本構架而言，卻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就當前占據主導地位的批評和理論來說，基本還是延續50年代的理論模式，關於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反映論、文學的主題與形式等等理論範疇，沒有任何變動。至於文學批評方法，占主導地位的文學批評還是把文學當做單一的藝術文本來看，在與社會的連接關係方麵，也是在反映論的意義上進行闡釋，對文學的把握從來沒有超出藝術感受的範疇。如何把文學看成一個開放性的文本，一種包含著複雜的社會、曆史象征係統的符號體係，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與理論很少關注的問題。
以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文本之外無他物”，並不是說在細讀的原則下，把文學文本看做一種字詞和句式的修辭物，而是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去發掘其中隱含的社會曆史內容。事實上，當代中國文學越來越具有文化色彩，過去的意識形態特征，現在為更多重的曆史實踐所製約。僅僅從意識形態或是美學的角度，不足以揭示當代中國文學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不管從哪方麵看，90年代的中國文學是一個調和的產物，政治／文化／經濟的多元調和，使當代文學（包括創作與理論批評）更像是一種“亞文學”，一種類似霍米巴巴說的“文化雜種”。90年代文學被卷入當代文化潮流，它再也不可能像80年代初期那樣，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先導，引導時代精神行進。它現在更像是捆綁在消費社會這架欲望化戰車上的俘虜，隻是在它勉為其難的掙紮姿態中，還保留有傳統文學的流風餘韻。而另一些自以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學，其實不過是分享剩餘意義的附屬品。相比較而言，前者還多少有些末路人的悲壯，而後者則徒具冠冕堂皇的外表。這種描述並不是有意貶抑當代文學，而是指出在中國特殊的曆史語境中，文學所具有的存在方式，由此決定了中國文學更具有複雜的隱喻和象征的（文化）
意義。在把它們看成美學文本的同時，更有必要從中讀出多重的文化象征意蘊。這就是文化研究對於當代中國文學批評更新的借鑒意義。
當然，文化研究更具現實意義之處還在於，對當代中國方興未艾的大眾文化研究有直接的示範意義。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國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提並論，但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勢頭最強勁的發展中國家，就其發達城市來說，與發達國家相去未遠。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正在給疲憊的20世紀末注入興奮劑。世界關於中國的想象，中國關於自身的想象，正在迅速展開。中國在90年代快速城市化和消費化，使得中國的城市也迅速進入文化幻象的時代。光怪陸離的寫字樓，大型現代化商場，廣告，休閑讀物，周末版報紙，滾動式的電視節目，卡拉OK，點歌，體育競賽，時裝以及多媒體電腦的日益普及，等等，城市生活已經完全為符號和幻象所重新結構編碼。例如，中國的數個大城市的空間已經迅速審美幻想化了。過去不過是用於居住和工作的空間，完全按照實用的目的建立起來的空間，現在卻被各種現代化的新型建築材料重新編碼，特別是那些華麗的、魔幻般的建築材料廣泛運用。中國一些大城市的發達地區正在構築一些超級的幻象空間。這些空間與那些低矮的平房、粗陋的閣樓、混亂的工棚等等形成鮮明對照，使得彼此都失去了實在的真實性，如同電影的布景和道具一樣似是而非。它們並不僅僅是在物理時空的意義上重建中國城市，而且以中國最新、亞洲最高、世界最大等宏偉敘事，使這些空間打上奇特的世界關於中國、中國關於自身的21世紀的想象。這隻是一個方麵的事例而已。事實上，電視的普及和印刷物等傳媒的迅速擴張，使中國的大眾文化正在強有力地改變當今中國的現實狀況，改變著人們的感覺方式和思維方式。
這一切在學術界都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關於大眾文化的研究，在中國還處於相當低級的水準上，其觀念和方法不過是傳統文學批評的簡單翻版而已。90年代中國的文化現實，給中國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也提供了極好的機遇。關於當代中國大眾傳媒與新的文化公共空間構建問題，關於中國大眾文化的集權特征與民眾的主體重建的衝突問題，關於大眾文化的寄生性與顛覆性的雙重性質，關於後現代時代文化霸權與個體能動性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都給西方的文化研究特別是大眾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些問題當會引起新一代文學、社會學、大眾傳播研究者的重視。新的知識的會聚，跨學科研究視野的建立，都是勢在必行的趨勢。說到底，“後一後結構主義時代”不過是一種象征性的說法，它表明一種思想理論的趨勢，表明在當代知識爆炸的情勢中，人們再也不可能偏執於某個單一的視角、某種狹隘的立場展開學術實踐。對於中國的文學批評與理論來說，更沒有必要拘泥於狹隘的學科限製，也不必過分執著於東方／西方的人為界線，不必糾纏於中國本位還是舶來品的空洞爭論。走出早已僵化的體係模式，麵對中國轉型期劇烈變動的現實，開闊視野，必將會創建當代思想與文化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