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文明的進程，是首先在沿海地區開始的。西方的經濟文化主要以沿海的港口為登陸地，首先影響港口所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區，接著順著港口通往內地的水陸道路影響內地。因此，港口所在地區成為西方經濟文化影響最深的區域，比內地較早跨入資本主義階段。溫州的港口規模雖然不及上海、廣州、廈門、青島，卻同樣是西方經濟文化較早登陸的地區，並和這些港口地區共同構成當時中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帶。而且，自西方列強侵入以來，中國經濟開始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這固然有利於西方擴大對中國的經濟利益，當然也有利於中國發展與各國的商業貿易。我國各區域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如同近代化進程一樣，均極不均衡，大體上和距離海洋的遠近成反比，融入程度最深的自然還是沿海港口地區。對於溫州這種依賴海上貿易和工商業發展的地區來說，由於中國經濟開始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一個從未有過的廣闊市場打開了，這種變化極有利於區域經濟的發展。溫州與我國沿海地區和各國的貿易額空前增長，工商業經濟因之得到大發展，從而徹底改變了明代以來長期徘徊不前的狀態。溫州悠久的商業文化和擅長手工業的傳統，在近代環境下得到了發揚光大，而近代西方文化的衝撞和融合，又使溫州的傳統文化具有新的麵貌和更強的生命力，並使溫州人的活動空間從中國走向世界。因此可以說，在溫州的曆史上近代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溫州自南宋以來的第二個經濟文化發展高潮。近代史的巨大變化，為溫州創業文化在下一個更為特殊時代的不俗表現，奠定了基礎。
４．在計劃經濟的桎梏下掙紮
提要：溫州缺少耕地資源、工業基礎和方便的交通條件，卻不缺少人力資源，幾百萬繼承祖先的經商傳統和創業精神的人民是溫州最可寶貴的資源。盡管僵化死板的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製束縛著人們的手腳，溫州人為生活所逼卻不得不自謀生路，走上發展私營經濟的道路。
因此，溫州人之所以能夠在全國率先創業致富，除了受惠於溫州的創業文化，其實也受惠於貧窮，受惠於苦難。
浙江號稱魚米之鄉、絲綢之府，又是人們長期傳頌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的所在地，然而因地理條件的複雜，全省各地的經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浙江主要的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寧紹平原都分布在省境的北部，即錢塘江以北和杭州灣以南，這一帶不僅盛產糧食，因水網地帶也是淡水魚的重要產地，並有著悠久的養蠶和絲織的曆史。人們讚譽浙江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其實這些都不是全省的經濟現象，隻反映了浙江北部地區的狀況，就像人們稱四川為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富裕的“天府之國”，而真正符合這一狀況的不過是成都平原一帶一樣。
不僅這樣，１９４９年以後浙江省的城市建設和工業建設資金，也主要投向浙江北部地區，城市以這一帶最為密集，交通以這一帶最為方便。因此，改革開放以前，浙江省經濟發達的地區都集中在北部，落後的地區大體集中在南部，溫州就是其中之一。
溫州位於浙江最南部，為全省山區麵積較多的地區，７８％的地麵都是崎嶇不平的山區，有限的平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帶。如果從海岸線驅車往西走，最多十餘分鍾穿過狹窄的沿海平原，就進入山峰林立的山區。受第四紀以來差異隆起為特點的構造運動的影響，全市山峰連綿不斷，高聳入雲，山峰的高度大多在７００米以上。由於山峰占去大量的地麵，全區可耕地極少，１９７８年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麵積隻有０．５３畝。如果說，浙江是我國人多地少矛盾比較突出的省份的話，溫州便是矛盾最尖銳的地區，１９７８年的人均耕地大約隻有全國平均水平的１／３、浙江省平均水平的２／３左右。在溫州的某些地方，人均耕地僅一分半。
耕地的嚴重缺少，使農村的大量勞動力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耕地的狀況表明溫州發展農業的潛力非常有限，隻能以工商業作為經濟的基本部門，需要通過發展工商業來解決人民的生活。
然而，１９４９年以來，溫州的工商業卻未能得到較大的發展。建國以後台灣海峽的長期緊張局勢，曾成為影響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重大不利因素。溫州靠近祖國寶島台灣，無論是從溫州直接下海還是經福建再下海，與台灣的距離都不遠。在台灣海峽處於高度軍事對峙的三四十年中，福建和溫州都是軍事前線。由於擔心戰爭的破壞，國家對溫州的經濟投資十分有限，從１９４９年建國到１９７８年止，３０年中國家對溫州工業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隻有區區的５．９５億元，僅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１／７，到１９８１年為止投入溫州的建設資金尚不及浙江省另一個人口規模與溫州大略相等的寧波市的四分之一，這一狀況與溫州作為浙江省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極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