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這樣解釋祝融兼司水火而為南海神：“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於南海者。《石氏星經》雲：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於中，而後火生於外。火非水無以為命。水非火無以為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而為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嶽，故南嶽主峰名為祝融，其離宮在扶胥……四海以南為尊，以天之陽在焉……”陳典鬆先生則認為，祝融之所以成為南海神，這可能與三國兩晉之隋唐間楚地居民南徙嶺南有關，祝融是南方楚地居民的祖先，祝融成為南海神是楚地移民祖先崇拜融入南海神信仰的結果。這些說法似是而非，國家祭祀的抽象化、理念化與民間信仰的人格化、世俗化兩者不是彼此隔絕的，兩者會在具體的時空場景中一定的交集與互動。祝融成為南海神既與四海觀念與四方觀念的合流相關，也與南海神信仰國家祭祀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互動密不可分，這尚待進一步的研究考察。
3.舶來的海神：南海神信仰與廣州海事
南海神廟所在的廣州，地處南海之濱，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開海貿易源遠流長，千年不衰，廣州海洋文化綿延發展，從未斷層。南海神與南海神廟也見證了廣州港市發展的曆史進程，是廣州曆史文化海洋性的重要體現。
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四海並封王，南海神封廣利王。“廣利”二字，或釋作“廣徠財利”，或言“廣利生民”之意。秦始皇南征百越，《淮南子·人間訓》就說是“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雎發五十萬，為五軍”。《史記·貨殖列傳》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漢書·地理誌》記載了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前往印度洋的航線。唐代的廣州更是“廣州通海夷道”的起點，因此南海神封廣利王，足見統治者對於廣州口岸南海貿易的重視。
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載：“自古交趾七郡貢獻上國，皆自海，沿於江，達於淮，逾於洛，至於南河。故礪砥砮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虛歲矣。”兩宋時期海外貿易比唐代更為發達，“崇寧初，三路各置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廖顒《重修南海廟記》載：“胡商越賈，且萬斛之舟，張起雲之帆，轉如山之柁，乘長風，破巨浪，往來迅速，如履平地。非恃王之蔭佑，曷克爾耶？西南諸蕃三十餘國，各輸珠寶，輻輳五羊，珍異之貨，不可縷數。閩浙[舟同]舶，亦皆滿載而至，何歲補何啻千萬緡!廛肆貿易，繁顆富盛，公私優裕，繄王之力焉。”廣州外貿之盛，籍由南海神之庇佑，南海神廟成為為廣州通海放洋的“精神燈塔”。
通海放洋的廣州，內通外聯，海陸激蕩互動，多元文化交彙，登岸的不僅有海外物產，隨胡僧蕃客而來的還有海外的技術、工藝、風俗、文學等等，南海之濱的廣州更是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海路東傳的重要環節。海外文化的影響也在南海神廟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宋明以來，南海神廟供奉有陪祀南海神的“六侯”，即助理侯達奚司空、助威侯杜公司空、濟應侯巡海曹將軍、順應侯巡海蒲提點使、輔靈侯王子一郎、讚寧侯王子二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助理侯達奚司空與順應侯蒲提點使。據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方漸《六侯之記》碑載：
“達奚司空。慶曆中，阮遵有記雲：普通，菩提達磨由南天竺國，與二弟航海而至。達奚乃季弟也。經過廟款謁王，王留共治，達奚立化廟門之東。元豐秋，苦雨。太守曾布祈晴於祠下，默有祝禱於神。一夕感夢，告以所複。逾月被命，了然不差。因而命工修飾祠像，以答靈貺。今封助理侯。
……
巡海提點使。元佑五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廣帥蔡公卞忽夢神人，身長丈餘，紫袍金帶，容貌堂堂；趨走而前，似有贄見之禮。蔡公雲：‘吾授天子命來守此土，公何人而轍至此？’神人曰：‘餘姓蒲，本廣州人也，家有三男。餘昨辭人世，以平生所積陰功稍著，上帝命充廣利王部下巡海提點，但未立祠位。’言訖而沒。夢覺，但增歸仰。次日，俱述夢由於郡官之前，聞者莫不歎服。遂命工委官詣廟致祭，彩繪神像，並寫立於南海神廟牌。其神今封順應侯。”
圍繞《六侯之記》碑刻記載的達奚司空身世，黃鴻光、王元林、王頲等先生做過考證，彼此觀點不一，互有交鋒。或認為《六侯之記》所述人物事跡不合事實，為偽碑，或認為碑刻內容虛實相間，有一定真實成分，或認為碑文實為譏諷時事之作。王元林先生認為“達奚司空形象的出現以及後封助利侯，當時人們的創造，但並非空穴來風，應有一定事實。”他考證認為達奚司空的原型是唐代航行南海三十六國的達奚弘通。不過囿於材料，推測成分居多，難以確證。據達奚司空麵容黝黑的異域形象（見圖3-1）及後世有關波羅樹、波羅廟、波羅江、波羅誕的傳說，達奚司空來自波羅國（今南印度）的說法較為可信。無論如何，“番鬼”達奚司空能為南海神廟所接受，成為南海神陪祀神靈之一，這不能不說是與廣州通海放洋、海外文化的舶來相關。
許得已《南海廟達奚司空記》記載有達奚司空輔助南海神佑助賈胡化險為夷的情形：
“番禺故都會也，控引海外。海外諸國賈胡歲具大舶，齎重貨，涉巨浸，以輸中國。當其天地晦冥，鯨呿鼇擲，驚發頃刻，乘之一烈風雷雨之變。舟人危懼，願無須臾死，以號於神。其聲未幹，倏已晴霽。舟行萬裏，如果席上。人知王賜，出於神之輔讚蓋如此，故禱謝不絕。至以疾癘水旱來請者，履滿祠下。”
而順應侯巡海蒲提點使，則可能是當時僑居廣州的阿拉伯蒲姓商人。唐宋之時，廣州海外貿易昌盛，來華互市的阿拉伯商人很多，設番坊為僑商居地。伊斯蘭教亦自海路東傳，廣州懷聖寺、光塔及清真先賢古墓即其遺跡。達奚司空與巡海蒲提點使這兩位舶來的海神的“加盟”，是南海神廟與廣州海事相輔相成的結果。
4.分流交彙：南海神信仰的地方化、庶民化
隋代近海立祠，在廣州建立南海神廟之後，南海神廟便成為中央朝廷委托地方官或派使者舉行國家祭祀的場所，南海神與其所在的廣州地域社會必然會發生密切的關係。兩宋時期，由於自南海神衛國護城，保境安民，護佑海上交通的“靈應”。南海神屢次加封，從洪聖廣利王加封為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如，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加封“昭順”，賜王夫人為“明順夫人”，與抵禦廣源蠻儂智高圍攻廣州城相關。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因慶元三年南海庇佑平定“大奚島民作亂”，賜南海廟額“英護廟”。官方對南海神的加封與推崇，推動了南海神信仰的擴展流傳，南海神分祀廟宇廣建。宋神宗熙寧年間，廣州程師孟建南海西祠於西城。在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等地廣見南海神分祀廟宇，南海神成為嶺南沿海影響巨大的一個地域性海神，南海神信仰進一步地方化、庶民化，出現了南海神誕。南宋劉克莊《即事》詩有言：
其一：香火萬家市，煙花二月時。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
其二：東廟小兒隊，南風大賈舟。不知今廣市，何似古揚州。
詩文描述了賽海神廟會的情景，證明南宋時期後世稱作波羅誕的南海神誕廟會業已出現，南海神信仰從國家祭祀向祀神娛樂的民俗節慶演化。南海神廟的分祀廟宇多以南海神的封號“洪聖”為名，南海神多稱作“洪聖”或“洪聖大王”，故民間多稱農曆二月十三的南海神誕為“洪聖誕”。而達奚司空攜波羅樹種植於南海神廟的傳說，“故廟與江且因以易名”，南海神廟俗稱波羅廟，南海神誕也以“波羅誕”的名號流傳至今。明清以後南海神誕廟會更是繁盛，車水馬龍，遊人如織，俗諺有雲：“第一遊波羅，第二娶老婆”。南海神廟附近十五村祀奉南海神洪聖王子神像巡遊的“四方會景”、“五子朝王”，娛神娛人，更使南海神誕熱鬧非凡。
此外，在曆代帝王對南海神的封敕中，清雍正二年南海神被加封為“南海昭明龍王之神”格外引人注目。這龍王信仰的形成與漢晉時期隨佛教傳入中土的印度“那伽”（Naga）崇拜相關，那伽是一種生活在海中守護佛法的神，人麵蛇身，實際上是蛇神，因其具有“行雲布雨”的法力，與中國本土的龍司職相似，被翻譯作“龍”，其首領則譯作“龍王”。隋唐以後，道教吸收了佛教引入的龍王觀念，並與本土原有的龍神相結合，創造了四海龍王、諸天龍王、五方龍王等神祗。元明之際，與四海之神相對應的四海龍王的形象開始清晰，河北毗盧寺東壁所繪“四海龍王等眾”明代壁畫，其形象與當今的龍王形象基本一致（圖4-2）。《曆代神仙通鑒》載四海龍王“東海滄寧德王敖廣，南海赤安洪經濟王敖潤，西海素清潤王敖欽，北海怖旬澤王敖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