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曆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布排列象征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何以同一詞條內，司馬遷的逝世年份3處盡不相同？
司馬遷年表
●中元五年：出生
●元朔三年：20歲，開始“南遊江淮”的漫長旅程。
●元狩四年：27歲，結束為期七八年的遊曆各地的旅程，入朝擔任郎中。
●元鼎六年：35歲，身為郎中的司馬遷奉命安撫巴蜀。
●元封二年：37歲，春天隨武帝巡視緱氏、東萊。夏天黃河瓠子口決堤，隨武帝前往治河，負薪塞河。
●元封三年：38歲，繼任父親的職務，為太史令。
苦著《史記》
司馬遷發憤寫《史記》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魯迅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個部分，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曆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複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曆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曆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曆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麵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曆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曆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麵，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曆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曆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讚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誌、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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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墓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裏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築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豎一木牌坊係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築“禹王廟”、“彰耀寺”、“三聖廟”等，現已辟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係元明建築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台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雲，如臨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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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價
中國曆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曆史內容豐富多彩，曆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曆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麵對悠久而豐富的曆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曆史事實和曆史過程，其次是著眼於從曆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一是可以通過對曆史事實和曆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曆代史學家對曆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麵都很重要，而對於後一個方麵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曆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麵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麵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曆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曆史著作所展示的曆史長卷來說，在曆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曆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曆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曆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曆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曆史、認識曆史，是把曆史作為現實的一麵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曆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曆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係和區別：因有聯係，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製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誌古之道”。可見，拒絕曆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曆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曆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曆史、研究曆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曆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麵，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曆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曆史運動和未來的曆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曆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曆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曆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曆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麵，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曆史潮流洶湧澎湃衝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曆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曆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曆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曆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曆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曆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