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去了兩三個清晨和黃昏，看完了沅君的三本創作《卷藐》、《劫灰》和《春痕》”；
--我曾“在汕尾到海豐的旱路轎中，仔細地讀劉半農所編的韓冬郎的《香簸集》；
--”在電車上或筵席上，我看完了羅洪女士的兩冊短篇小說集《鬼影》和《這時代》“；
趙景深的一位也是勤於自學的友人說過：“景深，我們沒有天才的人隻好苦幹！”
趙景深把這句話當作座右銘，他甚至把看戲看電影都作為自修，後來發現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戲劇大多與原著不同，才不把精力花在這方麵。然而，能到手的書，趙景深都要一口氣讀完。有時，因為窮，買不起好書和朋友出的書，趙景深就拚命地教書、寫文章、翻譯，掙到了錢又去買書。這樣，到了不足三十歲時，趙景深就敢仍是謙卑地說：“我是除了文學以外，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搞文學”的人，除了“文學”不知道，什麼都知道，成何體統？可惜，從有中國文學那天起，到如今，在文壇上招搖者大多“除了文學以外，什麼都知道”！
靠誠懇和努力奠基的趙景深，從二十歲開始，到四十五六歲時，在正規可觀的學術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時，用二十多年的工餘時間，為我們留下的大量真實的中國新文學現場記錄，如今已成為一座待開發的富礦。
這座待開發的富礦至少有五十年沒有人去細細翻檢，以至不少可供利用的史實一直被閑置在那兒。
比如，已經出版了的那一時段的文學史教材，翻來覆去就是那麼些熟麵孔；其實，那時的新文學，白天是群鳥爭鳴、夜晚是群星爭輝，哪裏會如此單調！隨便舉一些趙景深筆下的文學創作者足證當年絕非如當今文學史上的枯燥模樣--
僅僅出席1945年12月17日下午四點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上海分會成立大會的人被文學史書忘掉的卓有成就者即可曆數如下：趙景深之後最早隨許廣平來的直接從俄文譯出大量文學名著的羅稷南、接著來的金城銀行行員著名詩人王辛笛、大出版家兼學者徐調孚、劇作家袁俊即張駿祥、為“文抗”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姚蓬子、以譯著和批評名世的李健吾、江澤民的老師顧一樵、詩人周煦良、為葉聖陶《稻草人》畫插圖的大藝術家許敦易，以及徐蔚南、金滿成、董秋斯、趙清閣、曹未風、崔萬秋、韓侍桁、任鈞、張定璜，等等等等。別說一般讀者，恐怕絕大多數在大學專門講授新文學、在研究機構專門研究新文學的所謂“專家”、“學者”，讓他們逐一說出上述文人作家的性別和成績，估計都會瞪著兩眼發愣。
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在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之前，隻有三十多年的曆史。這三十多年，是對抗封建舊文學、奠基白話新文學的創業階段，數以千計的勇敢者揮灑血汗，在條件極其惡劣的曆史環境（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內戰等等）中，創造出了極其豐富的文學業績：幾萬個成功的短篇（包括小說、散文）、幾千部較為成形的中篇以及幾千首優秀詩作、幾百部長篇小說，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紅學”研究，都紀念碑式地聳立在二十年代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曆史上。我們無法裝聾作啞，視而不見，隻為短期的眼前小利益，而對曆史斷章取義，任作裁剪。趙景深當年的文壇現場記錄，絕不能當作廣義的寫人寫事的小品文來看待，它們是曆史上文學史細節的史學意義層麵的定格。係統研讀趙景深這類現場記錄，已是刻不容緩。
像“錢學”，興起於八十年代中期。其實，錢鍾書的價值早在四十年代就被趙景深很明白地予以提示。《文壇憶舊》一書中，有一章為《錢鍾書楊絳夫婦》，日：“中書君的書評，可說是一鳴驚人，文藝工作者對這曾付以甚大的注意”：
“《大公報》上他所寫的《談中國詩》和《新語》上他所寫的《小說識小》，……把中、外文學冶於一爐，取其相似者合並來談，……他懂得希臘文、法文、德文等，中英文就更不用說了。記憶力既強，學問又淵博，在我國文藝界中是少有的”；他的《圍城》“已經成為我們家中的favorite了”ofavorite是英文，意為“特別喜愛的東西”。讀一讀趙景深的平易的實錄，大可敵得上幾百萬幾千萬字的空泛的“錢學論著”文字！
至於趙景深出版於三四十年代的四部文壇現場實錄，研究其寫作特色、藝術手法等技術性課題，我認為還不太急，最迫切的是對其史實的開采利用。仍舉例敘說。
《文人印象》在《徐誌摩》這一章提及“丘玉麟”，被認為與徐誌摩“有一點近似”；《文壇憶舊》在《CF女士》一章記載的“五四”初期女詩人張近芬、在《山城文壇漫步》一章所說“富於情感，奔放恣肆”有如惠特曼和郭沫若的詩人宋樹人等等，我們就一點兒也不知道。巴金的著名代表作《家》至少有上億的讀者，但誰催產並最早編輯發表了這部作品？巴金沒有講，六七十年來也無人去追究。像魯迅的《阿Q正傳》，如果不是胖乎乎的孫伏園見到魯迅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