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7日下午四點鍾，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於同年10月14日決定更為新名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之“上海分會”在上海金城銀行舉行成立大會。離開會還有半個鍾頭時，一位身材矮小圓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人就站在樓梯口，見了誰都是笑眯眯地迎上去，握手致禮、問候交談，而且尤其愛找不太熟悉的人談話……
這位彌勒佛一般的和藹的提前到會者，就是趙景深。那年他四十三歲，已是聞名全國的作家、翻譯家、教授、學者和編輯出版家。他的作品和譯著、論著出版了的至少有五十種以上。實際上他已是文化界名人，那他為什麼還如此謙恭、一點也不擺架子呢？
說來又讓人懷舊，那個年代的飽學的文化人似乎沒有半個世紀後我們這些僅僅認得幾個字的人如此浮躁、張狂……就說提前半個小時到會的趙景深吧，這次會後他便揮筆寫下一篇《上海文藝界的一個盛會》，四五千字，工筆細描，為後人留下到會的不少文藝界人士（即趙景深在文章一開頭就說的“眾家英雄”）的聲容笑貌，連一些隨口的談說也被他寫入文章。
在趙景深來說，提前到會以便多與人交談並著文存真，完全是習以慣之的行為。早在他二十多歲的年紀，已是這樣的了。正是因為趙景深“對於文藝成功者的重視”，在“願意盡識國中文士”的大目標的召喚下，他不惜“自卑”、“自愧”地仰視能幸遇的一切文藝人士，勤奮地為我們記錄下四五百人的言行。這四五百人全是對三四十年代甚至是更早的中國新文藝有著實際貢獻的文人、學者、教授、作家、詩人、戲劇工作者和編輯出版家等，幾乎是五四到四十年代末的中國新文學乃至中國新文化的全貌，而且不是概括性的，而是讓人過目難忘的細節的現場記錄。如此大規模地對五四後三十多年的文壇實況進行文字記述的，隻有趙景深一個人。他的這些文字結集為四本書出版，分別為--
《文人剪影》，1936年4月北新書局
《文人印象》，1946年4月北新書局
《海上集》，1946年10月北新書局
《文壇憶舊》，1948年4月北新書局
上述四個集子之外，趙景深的文壇現場紀錄還散見於他別的著述如《中國文學小史》、《作家與作品》、《現代文學雜論》、《文學講話》等書中，也有報刊上未人集子的如《天津的文學界(1919-1923)》這篇長文就一直僅僅原刊於1924年3月份的《文學周報》，是連載，未曾編進集子。
趙景深在文學領域的巨大成功，是一個奇跡。他1922年暑期畢業於天津棉業專門學校紡織科，被分配到河南衛華輝華新紗廠。二十歲的趙景深沒有服從分配，靠以往的興趣愛好和在安徽蕪湖聖雅各中學掌握的英語，持之以恒地向文學聖地挺進。可以講，在至今六七十年的中國教育部門和文學、研究領域，真正完全靠自學取得輝煌成果的，趙景深算是最突出的一個。他的學術成果體現戲曲研究上，是一個大學問家。他的翻譯，不僅豐富，還深受歡迎。“趙景深”這個名字，在魯迅的雜文、書信、日記甚至詩歌裏，都多次提到。僅有的幾十首魯迅詩歌，就有一首是專門寫趙景深的。在文化界，凡被魯迅輕輕點了名的，不管是褒是貶，都會名留青史。偏偏這位趙景深，硬是忘了他與魯迅之瓜葛的“廣告效應”，他寫了四五百個文學人物，寫魯迅的一篇很短很短，也沒有詳寫他見魯迅的細況。而關於魯迅，不少人連手都沒握過，僅遠遠地看了一眼，就要大寫特寫《我與魯迅》之類的題目。趙景深一直到站在上海金城銀行七樓的樓梯口笑迎“眾家英雄”時，他都不曉得自己早已是名家、大家，是一個聲名遠播的大文人。因為他毫無興趣、也根本抽不出時間關注這些個人聲名方麵的小事，他的時間全花在、他的興趣全都用在了手不釋卷的閱讀上。試想：趙景深二十歲矢誌向文壇挺進，他從英文翻譯了契訶夫（當時譯為“柴霍夫”）短篇名作共八卷以及其它的至少幾百篇外國文學名作；他要講課，必須編寫講義（後來大多出了書）；他要給友人主持的報刊寫稿以及給自己主持的報刊寫稿，得翻閱大量的參考資料；他還擔任過開明書店和北新書局的總編輯，得審讀大量文稿和看校樣；……單是從事中國新文學現場記錄的寫作，也須花費大量精力和很多時間，因為被寫的人物趙景深都閱讀過他們的全部作品至少是重要作品。聽聽趙景深的自述：
--蘇雪林的《唐詩概論》，“我在春遊的車中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