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偽之分乃荀子理論之支柱。他認為，人性原本就不夠美好，若順應其自然發展，必然造成紛亂爭議。他重視自身修養、禮義道德，亦強調政法製度的懲罰。唯有循規蹈矩，各盡其職，方可成為良才。
儒學在風華時期，亦經曆了坎坷。秦始皇“焚書坑儒”，令本已興盛的儒學，瞬間成灰。一點火苗，焚滅了聖人思想。當時誌士仁人，心惶意恐。直到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複昌盛。此後，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斂敏慧，禮義從善，莫不遵從，為標榜也。
除了修身，儒家思想有太多的禮教規範，它的衰弱，成了必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些本是金石之言，卻成了鑲嵌於曆史城牆的珠石，隨著退去的王朝，被人棄置。
漢末的玄學之風盛起，盡管儒學在政治製度上依舊保持它的地位，但思想修養之境界，則被玄學所取代。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流俗，不同於任何時代的言談舉止。飲酒、玄談、為文、作書，以狂放不羈，率真灑脫而著稱，形成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魏晉風度。他們向往自然情感流露，飄逸瀟灑，卻亦是一個迷惘惆悵的年代。
東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佛教思想又超越了玄學。佛道在修養性情之上，遠勝過儒學。世人常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學已成為一種傳統禮教的形式，像背著一個政治包袱，無法體味大自然靈動曼妙的意趣，更不能飄然出塵，與世無爭。
迨至宋明，儒學複興，史稱新儒學。宋明理學之祖師周敦頤，熔鑄老子之無極、易傳之太極、中庸之誠意、五行之克生、陰陽之調和為一爐，創製了無極而太極之本體論。而程顥、程頤受業於周敦頤，他們最高哲學範疇是“理”。《二程全書》寫道：“萬物皆隻是一個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人心為私欲，道心為天理，存天理而滅人欲。”
朱熹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繼承二程理學，融入北宋思想家張載之氣學說，構建了一個完整獨特的朱子學。宋明理學之所以尋回往日的風華，是因了他融合玄學、佛教和道教之精髓。理學強調“天理當然”、“自然合理”與玄學和佛教追求的境界，有相互合流之處。儒學卸下了它以往規範的律條，讓世人對其有了重新的感知和認可。
記得《三國演義》裏有一回，諸葛亮舌戰群儒。他說：“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儒有君子，有小人；有曠達，有狹隘；有風雅，亦有晦澀。方寸之間，若小靈台，亦可載今承古，得雲會境。不往青山，亦可得山明之思，不臨水岸，亦得水秀之想。心藏丘壑，紅塵有如山林；興寄煙霞，浮世仿若蓬島。
一切有情眾生，都有其生滅榮枯理則，萬物唯有順應自然，方能永恒持久。人生在世，刪繁留簡，去偽存真，終不負天地庇佑，山水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