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招聘會的時候，我們就帶上簡曆，結伴而去，而中間的日子，在我記憶裏已經一片空白，大概晴朗的天氣裏，有時會一個人在陽台上數窗框上的麻雀，因為那時被一種焦慮的情緒壓倒，而大腦也無力運轉，所以大腦的記憶也辜負了我。
後來，我在彙南區的郵政局收到了一份工作，卻是郵局某合營係統下的快遞員。試用期三個月，工資每月一千三，三個月後漲到一千六。我接受了這份工作，因為別無選擇。
胡力聲和杜宇則回了自己的老家，一個回了邊湖，一個回了白林。一個天南，一個海北。
父親那時給我電話裏說：“孩子，不要有壓力，外麵的世界如果很無奈，你隨時都可以回來，我和你媽在這裏，你永遠有飯吃，有地方睡。”
但是我真的可以回去嗎？父親即將在一個幹了四十年的工廠退休，而母親則已經內退多年（在她內退幾年後原有的單位就倒閉了），他們都要靠為數不多的退休金生活。我回去能做什麼？我在天海的J大學，這個聞名全國的高等學府，渡過的四年有什麼意義？我老家離城的工廠企業接連倒閉，年輕人或者還有點活力的人紛紛外出打工，尋找生存的機會，我回去難道讓父母用他們微不足道的退休金來反過來養我嗎？
所以我毅然決然的選擇了留下。因為我相信，留在天海，能夠獲得更多的機會。
當年我忍受住學習各種過期理論、精神垃圾的枯燥和無聊，苦練各類答題的技巧，高考考取了離城地區的第一，成為全家的驕傲，才在萬千人中獲得了這個來到號稱世界窗口城市的機會，我絕不願在多付出了四年的青春後，又回到來時的起點，白白放棄掉這份上天賜給的機會，雖然這是個看上去非常吝嗇的機會。
即使到今天，流淌的歲月早已將我心底裏那抹少時做題做出來的虛榮和驕傲洗滌的幹幹淨淨，可能回到很多經曆過的分叉道口，我會重新做出更加狡猾的選擇，但回到畢業典禮後，收到郵政局快遞員工作的那個早上，我的選擇依然是“接受”。留在天海，絕不回去啃老。留下來，自己養活自己。
第二年，我的工資上漲到了兩千三，再過一年，又漲到了兩千七，如果在離城，已經是很不錯的收入標準。但在天海，飛速上漲的物價卻讓我感到日子過得越加艱難。尤其是上漲到已經瘋癲的房價，將我體內哪怕曾經有過的一點點樂觀壓榨得蕩然無存，麵對未來，我忍不住憂心忡忡。
我想要一個女朋友嗎？午夜夢回時，我知道自己內心一個青年男子的渴望是多麼強烈。但在工作日的清晨，在我醒來後，這個需求早就被對未來，對生存的擔憂攪得再無興趣。
結婚，生子，這些事漸漸在我心裏變成了負擔的代名詞，所以每每家裏來電話談起這些，我都不願意麵對。但父母卻往往最關心一個成年兒子這方麵的事，也許這也是我漸漸與家裏聯係疏落的原因之一。
郵局裏幾個部門領導都對我工作表現表示滿意，合營部的王主任曾經在某年的年會上公開表揚：“王洛是我們部門最負責任的員工，是我們的金牌快遞員。”這話引來一陣空蕩蕩的掌聲和笑聲，在年會不久之後，我就離開了郵局。
那年年底，順雨，雲通這些快遞公司雨後春筍般紛紛發展壯大，我們這塊業績被衝擊得狼狽不堪，原定即將退休的局長李正不辭勞苦，“經組織研究決定”，拖著年邁的身體在崗位上繼續再奉獻五年，而本來預計的順延晉升，則通通泡湯。年末慣例的工資上調，也相應束之高閣，領導們紛紛出來做一線員工們工作，要大家體會組織的困難，共同渡過難關。部分的人員還被要求降薪，“為了企業的發展，為了共同的利益”。
王主任也找我談話，要我體會組織的難處，組織保證我原有的工資不會有任何負麵變動，但之前承諾的年終獎和主任調度員的職位晉升，則暫時無法實現，要我理解和支持領導們的決定。就在那天談完話回到家裏，我接到了房東打來的電話，在對方支支吾吾帶著濃濃天海口音的普通話裏，我聽明白了：“房租要漲五百塊。”
“你要理解我喲朋友，現在外麵什麼東西都貴的要死，我出去吃碗麵就要廿三十塊，我就靠這點房租過日子，都快吃不起飯咯。”
我當然理解。我既能理解單位的安排，也能理解房東的決定。隻是我自身太過單薄，承受不起理解背後付出的代價。於是我選擇離開了郵局，進入了一個由台灣人開辦的房地產中介公司，隻因為他們能付給我每個月伍千元的薪水。而後我也搬離了市區的那個舊小區，重新在市郊找了一套單身公寓。雖然之後每天我必須五點一過就起床，多花兩個小時在上班的路途上，但也別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