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撲進來的夜風吹得房間裏的舊掛燈搖搖晃晃，燈光黯淡幽黃，灰蒙蒙毫無生氣。
燈下，我咽下一口滾燙的大米粥，筷子無意識的挑動著麵前母親做的鹹菜，闊別多年的熟悉滋味挑動了暗中沉睡的情懷，眼淚忍不住又撲簌簌滾落下來。
陳舊的木漆飯桌上擺著幾個粗瓷菜碟，滿頭銀發的老母親坐在飯桌對麵，安詳的看著狼吞虎咽的我，她麵前沒有擺放碗筷，嘴裏輕聲的嘮叨著：“慢點吃。”
淚水忍不住又一次盈滿了我的眼睛，一片霧蒙蒙裏，我急急的轉過頭去，不敢讓對麵的媽媽看見就要流下的眼淚。
三年了，這是我第一次回到西部老家，開門迎接我的人，卻永遠的少了一位。
我是王洛，二零零三年從天海市著名高校的貿易係畢業，畢業後就留在了這個國內一線的大城市。輾輾轉轉的這幾年間，做過郵局的快遞員，房地產中介，現在在一家銷售酒店用品的公司做業務員。我記得剛畢業那年自己還意氣風發，離開校園的最後一個晚上，我一個人在人去樓空的宿舍裏，把讀過的課本扔進用了四年的舊鋁皮腳盆，放火燒了個精光，後來又喝了兩罐啤酒，那是提前離校的本地同學送給我的分手禮，再後來又去到校區的活動中心，用那裏的公用電話給家裏打了個電話，絮絮叨叨和老爸說了很多話，我還記得那天打完電話回去的路上，天空漫天的星鬥，經過湖心橋時看到路燈旁幾株玉蘭花繽紛怒放，懶洋洋的夜風吹得一地花瓣，仿佛我現在還能從記憶中嗅到空氣裏那股沁入心脾的淡淡幽香，我還記得在我前麵，有幾個低年級的女生結伴而行，她們有人背著小包，有人環抱書本，大概剛剛結束自修回宿舍，她們不時發出嘻嘻哈哈的笑聲，砸碎了夜空的寂靜，我還記得道旁的水銀路燈將她們的影子拉得長長，送到了我腳下。但我卻根本記不起來那天我跟父親說過了些什麼，是不是有很多再也無法實現的豪言壯語。而母親的話永遠很少，每次她接過父親的話筒，總歸就是一句話結尾，那一次，她說的是：“孩子，想家了就多打電話回來。”
但從那以後，我跟家裏的電話卻越來越少。開始幾年，我每逢春節還會擠進熙熙攘攘的春運大軍，沿著由東往西的鐵道線，在又髒又臭，擁擠不堪的火車鐵皮箱裏渡過幾個不眠之夜，回到千裏之外的家裏，和父母一起吃幾天團圓飯，一起看看電視，然後在幾天後一個清冷的淩晨，再背上一個包裹，裏麵塞滿母親做的臘肉鹹菜，重新逆著回來的路，帶著一身疲倦回到天海市，繼續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
這幾年即使回到家，我跟父母的話也越來越少，後來到二零零七年，我就幹脆沒有回去了。在大年三十那天，我用新買的手機給家裏打了個電話，報了個平安，然後一個人在市郊外的出租屋裏，跟平常一樣吃了一碗泡麵，額外給自己加了一根火腿腸，一罐四喜啤酒作為節日的犒勞，然後打開電腦，連上網路，在遊戲平台上找了三個同樣在大年夜裏孤魂野鬼般遊蕩的陌生人，湊了一桌牌局，玩起了鬥地主，一直玩到天亮，然後又玩到天黑，然後又到天亮，其間上了兩次廁所，牌友的ID換了三撥，直到如潮的倦意不知道第幾次襲來，沉重得讓我眼皮都再難抬起，也將我心底裏那絲無比渴望回家的情緒驅趕到了連意識也無法感知的更加深處（雖然我根本不想承認），沉重得幾乎已經無法呼吸，我才心滿意足的丟開鼠標，一頭倒在電腦旁的單人床上呼呼大睡。
這也是我之後幾年過春節的“模版”。
而自從有了手機，本來跟家裏更方便的聯絡，卻變得越加寥落。基本上都是父母打電話過來，我很少打電話回去，因為感覺越來越無話可說。父親總是翻來覆去彈著幾個我從小聽到大的老調，教育我要珍惜時間，如何如何發奮圖強，如何如何力爭上遊，然後又問我近況如何，我總是嗯嗯啊啊的一陣敷衍以對，他總是很不滿意我的回答，要求知道更多，這時我就通常無言以對，因為感覺生活真的無話可說，而母親很簡短，接過話筒隻是要我“注意身體”，雖然有時候我也能感覺到，她也想要了解我究竟過的怎麼樣，想知道我更多的生活，但她不像父親那樣把意見表露出來。
而後一個問題又越來越頻繁的被提了出來，那就是女朋友、結婚這個話題，反複問我有沒有想法，有沒有什麼狀況。一開始我很誠實的告知：“沒有。”後來開始不厭其煩，慢慢的回答就變成了“嗯”“啊”“知道了”諸如此類，慢慢到我年近三十的時候，這個問題越來越成為我的一個負擔，一個焦慮之源。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有時夜半時分，一個人在出租屋醒來後，捫心自問：“王洛，你想要一個女朋友嗎？”答案當然是“想。”但是為什麼沒有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貧窮。
我孤身一人，從西陲小鎮，來到這個東部大都市，不算在J大學讀書那封閉的四年，經曆了大約七年的時光，但我發覺自己根本沒有融進這個十裏洋場，燈紅酒綠的世界。我畢業的時候，也曾有過美好的憧憬，希望能憑借學過的知識，努力的工作，能夠在自己生活的世界裏有個安身之地，能找到一個喜歡的“她”，能把父母接到身邊一起生活，但世界變化如此之快，讓人根本無法學會適應。
我剛畢業那年，工作已經開始非常難找，我簡曆打印了不下三次，每次有三十份之多，但投出去的結果往往就是石沉大海。當時學校裏就流傳著經濟不太好，貿易不好做，工作不好找，請同學們適應社會，適應生活的說法。於是本地幾個有門道的同學就很好的適應了這個社會，迅速拿到了幾個非常好的offer，家裏富裕的同學也很快適應了生活，有直接家裏安排出國的，也有在國內要“好好玩幾年”的，另外有兩個學霸要留在象牙塔裏，準備考研深造。剩下的三個人，我，胡力聲，杜宇，則不停的在學校和社會的招聘會間如鯽穿梭，那是臨近畢業的下半年，學分已經修滿，畢業設計也早在各種複製粘帖中完成，四年級的畢業生已經停課。連通八間寢室的樓套，變得寥寥無人，桌上地上，堆滿無人認領的各類雜物，仿佛僵屍電影裏常見的被災難洗劫過的鬼城。每天我們三個缺少門路，又想找一份工作的人精疲力盡的回到這個空巢，常會拎上幾罐啤酒，開幾個熟食罐頭，同病相憐的對酌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