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央行行長和赤字擁護者來說，這發人深省。在決策者所使用的模型中，往往假設政策可以按部就班地進行，不會發生未知的非線性崩潰。印鈔和通貨膨脹被認為是應對總需求不足的方法。赤字被認為是一項可以接受的政策工具，通過刺激公共部門的支出來增加總需求。年複一年的運用印鈔和赤字開支，就好像係統永遠是次臨界的，更多同樣的東西不會帶來任何極端的影響。模型顯示，事實未必如此。從穩定到崩潰的相變會以不可察覺的方式，在個體偏好發生細微變化的基礎上開始，而個體無法實時察覺這種變化。這些弱點在係統實際崩潰以前無法被發現，等到發現時已經太晚了。
有了這個複雜係統如何運作，以及美元麵對信心缺失將會如何脆弱的例子，我們現在可以轉向貨幣戰爭的前線，看看這些理論構建如何體現在真實世界中。
第一次和第二次貨幣戰爭的曆史表明，貨幣戰爭是針對更大規模的宏觀經濟問題的最後一搏。在過去的100年中，這些問題包括無法償還的超額債務。今天，債務負擔在21世紀內第三次壓製增長並煽動貨幣戰爭，而且這個問題是全球性的。歐洲的主權借款人和銀行的狀況比美國同行更為糟糕。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房地產繁榮跟美國一樣不計後果。即便是近年擁有相對強勁的增長和大量貿易盈餘的中國，也存在省級部門過度杠杆化的影子銀行係統、大規模擴張的貨幣供給以及隨時都會爆裂的房地產泡沫。
2010年之後，世界可能會在許多方麵與20世紀20年代和70年代有所不同，但大量無法償還、不可持續的債務令私營部門的去杠杆化和通貨緊縮被政府的通貨膨脹和貶值所抵消，從而產生同樣的動態性。這些通貨膨脹和貶值的政策曾在過去導致經濟災難，而這一事實並沒有阻止它們被再次使用。
避免這些不良後果的前景如何？如何減少全球債務負擔才能鼓勵經濟增長？一些分析家斷定針對政府支出的政治鬥爭隻是故作姿態，一旦事情變得緊急，以及關鍵選舉結束以後，清醒的頭腦會開始研究並做正確的事。其他人則指望對增長、利率、失業和其他關鍵因素極富爭議的預測，把赤字引入通往可持續性的下降通道。完全有理由用懷疑甚至悲觀的觀點看待這些預測，原因與社會本身的動態性有關。如同貨幣戰爭和資本市場是複雜係統一樣，這些係統本身也是它們與之交互的規模更大的複雜係統的一部分。這些更大係統的結構和動態性是一樣的，除了規模更大，更有可能崩潰。
複雜性理論家埃裏克·J·蔡森和約瑟夫·A·泰恩特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來理解為什麼增加開支可能會失敗，以及為什麼貨幣戰爭和美元的崩潰可能會隨之而來。蔡森是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和複雜性演變方麵主要的理論家。泰恩特是一位人類學家，也是一位與文明崩潰有關的複雜性方麵主要的理論家。他們的理論結合到一起並應用於受到現代政治影響的資本市場，應該能讓我們為之深思。
蔡森考慮了所有的複雜係統，從宇宙到亞原子，尤其關注一般意義上的生命以及人類，這兩個迄今發現的最為複雜的係統。在他的《宇宙演化》一書中，他認為能量需求與不斷增加的複雜性有關，尤其是係統的“能量密度”，這涉及能量、時間、複雜性和規模。
蔡森斷言，對宇宙最好的理解，是把它看做輻射與物質之間持續的能量流動。這個流動的動態性所創造的能量高出轉換所需的能量，提供了支持複雜性所需的“自由能量”。蔡森的貢獻是從經驗上把複雜性定義為自由能量流與係統密度的比率。簡單地說，一個係統越複雜，就需要越多的自由能量維持其規模和空間。蔡森的理論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從最初的熱力學定律到最近對宇宙不斷增加的有序性和複雜性的局部觀察。
太陽消耗的能量比一個人的大腦所消耗的能量要多得多，這很好理解。然而太陽比大腦要大得多。當把這些質量上的區別加以考慮時，使用蔡森標準單位進行度量的結果是大腦消耗的能量是太陽所消耗的7.5萬倍。蔡森還識別出一個複雜性遠超大腦的實體：文明形態的社會本身。這並不奇怪，畢竟一個由聰明的個體組成的社會應該產生某些比個體本身更為複雜的東西。這與複雜性理論完全一致，文明隻是單個主體的湧現性，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蔡森的關鍵發現是經過密度調整之後，文明消耗的能量是太陽所消耗的能量的25萬倍，是銀河係消耗的能量的100萬倍。
要看到這對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含義，首先需要理解貨幣是能量的存儲。貨幣的傳統定義包括了“價值儲藏”的說法，但儲藏的到底是什麼價值呢？價值往往是勞動和資本的產出，這兩者都是能量密集的。在最簡單的情況下，一個麵包師使用原料、設備和自己的勞動生產麵包，而這一切都使用了能量，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能量的產出。當麵包師售出麵包得到錢時，貨幣就代表了製作麵包時存儲的能量。當麵包師購買一些產品或粉刷房屋等服務時，這些能量就通過支付油漆匠被解除了鎖定。貨幣當中的能量就以油漆匠的時間、精力、設備和材料的形式釋放出來。貨幣就像電池一樣工作。電池可以充電，存儲一段時間，然後在需要的時候把能量釋放出來。貨幣也以同樣的方式儲存能量。
把蔡森的研究應用於市場和社會的實際運作，需要這種從能量到貨幣的轉換。蔡森通過估算人類社會的總質量、密度和能量流，從最高的宏觀層麵進行了論述。在社會內部個體經濟互動的層麵上，需要有一個單位來衡量蔡森所謂的自由能量流。貨幣是這方麵最方便和可計量的單位。
另一位人類學家約瑟夫·A·泰恩特對此進行了延伸，提出了一個相關但更為精妙的投入-產出流分析，也使用了複雜性理論。“貨幣即能量”模型也有助於理解泰恩特的理論。
泰恩特的專長是研究文明的崩潰。自從希羅多德在公元前5世紀記錄了古代波斯的沉浮之後，這一直是曆史學家和學生喜愛的一個主題。在他最為宏大的著作《複雜社會的崩潰》一書中，泰恩特分析了4500年間27個獨立文明的崩潰，從緬甸高地名不見經傳的克欽文明到廣為人知的羅馬帝國和古埃及的案例。他考慮了大量可能造成崩潰的因素，包括資源枯竭、自然災害、侵略、經濟窘迫、社會功能紊亂、宗教和官僚的無能。他的著作對文明崩潰的原因和過程進行了推想，是曆史的傑出之作。
泰恩特通過說明社會是複雜係統，重點探討了一些跟蔡森相同的主題以及一般意義上的複雜性理論。他指出，隨著社會複雜性的增加，維係社會所需的投入呈指數增加，這跟蔡森後來對一般複雜性的量化完全一致。泰恩特所謂的投入並不像蔡森那樣使用能量單位，而是指各種可被存儲的能量值，比如勞動、灌溉、農作物和商品，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兌換成貨幣，通常是出於交易的目的。但是泰恩特把這個分析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指出不僅投入隨著文明的規模而呈指數增長，當對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進行度量時，文明和政府每單位投入的產出也在下降。
這裏是微觀經濟學第一學期的學生都熟悉的一個現象——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實際中，社會要求其成員繳納日益增多的稅金，而成員所獲得的政府服務卻日益減少。邊際收益的弧線最初快速上升，然後變平，繼而下降。在這個主題中，為人所熟知的邊際收益曲線反映了文明的上升、下降和沒落。
泰恩特的主要觀點是，人與社會之間在利益和負擔方麵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顯著變化。對於政府是好還是壞、稅收是高還是低的辯論，最好把社會放在回報曲線上進行衡量。在文明的開始階段，對於複雜性的投資通常以政府的形式進行，回報往往很高。對灌溉項目相對較小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可以在人均糧食產出上產生巨大的回報。由全民共同承擔的短期兵役可以在和平與安全方麵產生巨大收益。一個相對精幹的官僚機構在組織灌溉、國防以及類似工作上，比臨時監督相比要有效率得多。
在文明之初，用來發明火的研究預算是零，但火帶來的好處是不可估量的。與下一代波音飛機的巨額開發成本相比，後者僅是對空中旅行的細微改進。這種動態性對於超出某個較低的基數來增加政府開支所能帶來的假想利益有著巨大的暗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複雜性的增加，社會的投資回報開始趨平，並最終轉為負數。一旦容易的灌溉項目完成後，社會逐漸開始一些規模更大的項目，溝渠更長，而提供的水量卻日益減少。官僚機構從最初的高效組織變成妨礙改善的低效障礙，更為關注自身的延續，而不是服務於社會。管理社會機構的精英們慢慢地更加關注自身在不斷縮小的大餅當中的份額，而不是社會的整體福利。社會精英階層的職能從領導變為榨取。精英的行為就像社會這個宿主體內的寄生蟲，從事經濟學家稱為“尋租”的活動，也就是通過非生產性手段積累財富。後現代金融就是一個例子。
到2011年，有足夠證據表明美國正沿著回報曲線向下發展，更多的人所作的更多努力為社會帶來的產出更少，而精英們獲得了大部分收入和利潤增長。有報道稱，2010年25位對衝基金經理為他們自己賺取了超過220億美元，而4400萬美國人靠食品券度日。首席執行官在2010年的薪酬比2009年增加了27％，而同一時期有超過2000萬美國人被解雇或失業，僅僅想有份工作。對於那些有工作的美國人，為政府工作的人數超過了在建築、農業、漁業、林業、製造業、礦業和公用事業工作的人數總和。
衡量一個停滯經濟中精英和公民的尋租關係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基尼係數，這是一項針對收入不均的度量：係數越高，表明收入越不平等。在本次衰退開始之前的2006年，美國的基尼係數達到了史上最高的47，與38.6的最低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發生在受到黃金支撐的穩定貨幣持續了20年之後的1968年。基尼係數在2007年走低，但在2009年再次達到並超越曆史最高點。美國的基尼係數現正接近墨西哥，後者是一個典型的收入不均和財富聚集在精英手中的寡頭社會。
對精英尋租的另一項度量是美國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總收入與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人口總收入的比例。這個比例從1968年7.7：1的低點，上升至2010年的14.5：1的高位。美國的基尼係數和貧富收入比例當中所反映的趨勢，與泰恩特在接近崩潰的文明當中的發現相一致。當社會相對於投入向民眾提供負收益時，民眾選擇退出社會，並最終打破民眾和精英的平衡關係。
在這個收益遞減的理論中，泰恩特發現了文明崩潰的解釋變量。很多傳統曆史學家把原因歸結於地震、幹旱或蠻夷入侵，但泰恩特指出被蠻夷擊垮的文明，之前曾多次擊退蠻夷，而被地震破壞的文明，之前曾多次從地震的廢墟中重建。最終起作用的不是入侵或地震，而是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那些沒有被過度征稅或承受過重負擔的社會，可以對危機作出有力反應，並在災難之後重建，而那些過度征稅或負擔過重的社會或許會幹脆放棄。當野蠻人最終占領羅馬帝國時，他們沒有遇到農民的抵抗，反而受到了歡迎。農民在幾個世紀裏都飽受羅馬的貨幣貶值政策和幾乎沒有回報的重稅的折磨，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野蠻人不可能比羅馬帝國更差。事實上，由於野蠻人的社會在比羅馬帝國低得多的複雜度水平上運行，他們能夠以相當低的成本為農民提供基本的保護。
泰恩特提出的另一個觀點與21世紀社會尤其相關。文明的崩潰與文明中個別社會或國家的崩潰存在一個差異。羅馬帝國的崩潰是一個文明的崩潰，因為沒有獨立的社會取而代之。相反，歐洲文明在公元6世紀之後就再也沒有崩潰過，因為每個國家的倒塌都有另一個國家準備填補這個空缺。西班牙和威尼斯衰落之後有英國或荷蘭的崛起。從複雜性理論的角度來看，今天高度集成、網絡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相對於中世紀的自治國家和現代歐洲，更為接近羅馬帝國的自治聯邦。用泰恩特的觀點來說：“崩潰如果再次發生，將是全球性的。再也不會有任何個別國家的崩潰。世界文明作為一個整體將隨之瓦解。”
總之，蔡森展示了文明等高度複雜的係統如何需要以指數增加的能量投入來增長，而泰恩特展示了由於這些投入，文明如何開始產生負產出並最終崩潰。貨幣作為一個投入產出的度量能夠應用於蔡森的模型，因為貨幣是能量的一種儲備形式。資本和貨幣市場是強大的複雜係統，嵌套在泰恩特更大的文明模式之內。社會在變得更加複雜的同時，需要以指數增加的貨幣的支持。在某一點上，生產力和稅收再也不能維持社會，精英們企圖通過信貸、杠杆、貨幣貶值以及其他形式的假冒貨幣對生產進行尋租來掩蓋投入過程。這些方法僅在短期內有效，但債務帶來的虛假增長會被財富損失和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這一現實所取代。
到那時，社會有三種選擇：簡化、征服或崩潰。簡化是降低社會規模的自願嚐試，把投入產出比恢複到一個更可持續和富有成效的水平。當代係統性簡化的例子之一是在一個重新注入活力的聯邦製度下，把政治權利和經濟資源從華盛頓下放到50個州。征服是通過武力從鄰國攫取資源，來提供新的投入。貨幣戰爭就是嚐試不使用暴力的征服。崩潰是一種突然、非自願和混亂的簡化。
華盛頓會是下一個羅馬嗎？華盛頓和其他政權是否已經沿著高稅收、更多監管、更為官僚和自利行為的道路走得太遠，以至於社會投入產生了負收益？某些商業、金融和機構的精英與政府的密切聯係，讓他們共同分享了負的社會效用產生的巨額利益？所謂的市場由於操縱、幹預和救援變得如此扭曲，以至於市場不再為資源分配提供可靠的價格信號？那些要為價格信號扭曲負主要責任的當事人，是否也是那些得到配置不當的資源的人？當野蠻人再次到來的時候，不管其形式如何，與任其崩潰並讓精英們自生自滅相比，普通民眾進行抵抗的回報如何？
曆史和複雜性理論表明，這些問題都不是空想。相反，它們是分析型問題，其相關性來源於文明在5000多年的時間裏獲得的經驗，以及對自然界在幾十億年的時間裏不斷積累的複雜性研究。科學和曆史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框架，使用能量、貨幣和複雜性去理解貨幣戰爭中美元崩潰的風險。
最為重要的是那些問題迫在眉睫的係統——貨幣、資本市場和衍生品——都是社會的發明，因此可以通過社會來改變。最壞情況下的動態性令人沮喪，但並非不可避免。從崩潰的邊緣退步，在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貨幣體係中恢複一定的安全邊際為時未晚。不過，那些控製著這些係統的精英們的解決方案四處充斥，違反常識並助長了複雜性。邊際收益的減少對社會而言是件壞事，對於那些因為這些投入而獲益的人來說卻感覺不錯——至少在投入枯竭以前是這樣的。今天，金融資源正從社會中被榨取出來，以稅收、救助費用、抵押貸款詐騙、高昂的消費利率和費用、欺騙性衍生工具和獎金的形式被引導流向精英階層。民眾在這種抽租行為的壓榨下被壓垮，崩潰的可能性變得更大。金融必須回歸其作為商業促進者的正確角色，而不是成為怪誕結局本身。複雜性理論通過簡化和縮小機構的規模指出了通往安全的道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財政部的蓋特納和白宮正在積極促成規模更大、更集中的銀行業，包括設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央行的原型。這當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隻會加速美元的收場。
我希望向每一個人明確，我們的政策在過去和將來都是……一個強勢美元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而且我們永遠也不會采用貨幣貶值、以貿易夥伴的代價來獲得經濟優勢的策略。
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
2011年4月26日
不，他們不能判我私造貨幣的罪，我就是國王。
《李爾王》，莎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