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的決策者擁有一係列強大的……工具，可以用來調控經濟，防止經濟過熱，這些工具包括彙率調整……新興市場的需求複蘇對於近期全球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揚影響極大。更廣義地說，某些國家維護本國被低估的貨幣，造成了一個不平衡和不可持續的全球支出模式。
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這些國家的居民購買的許多商品，例如小麥、玉米、油料、大豆、木材、咖啡和糖，它們的價格不是在本地市場而是在全球市場進行定價。當特定市場的消費者由於美聯儲的印鈔行為而抬高物價時，價格會產生全球性上漲，而不僅限於這些地區性市場。
不僅東亞和拉美相對成功的新興市場很快感覺到了美聯儲印鈔的影響，非洲和中東極為貧困的地區也受到了影響。對於一個每年靠12000美元生活的工人，食品價格上漲隻是一個麻煩；而對於一個每年靠3000美元生活的農民，上漲的食品價格是吃飯和挨餓之間的區別，是生與死的差異。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發的內亂、暴動和起義迅速蔓延到埃及、約旦、也門、摩洛哥、利比亞和更多地區，在反對獨裁和呼喚民主的同時，也是對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以及生活標準下降的一種反抗。中東國家為了緩和此次通脹的惡果，通過緊縮財政來補貼麵包等基本食品。這就把通脹問題轉化為財政問題，特別是在埃及，稅收征管陷入混亂，旅遊帶來的收入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後的日子裏變得幹涸。局勢變得如此悲慘，八國集團於2011年5月在法國多維爾緊急開會，匆忙地承諾援助埃及和突尼斯200億美元。伯南克已經脫離了普通美國民眾，現在他與世界的聯係也日益脫離。
二十國集團是否可以改變美國失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尚有待觀察，這些政策導致世界充斥著美元，並造成食品和能源價格的全球性通貨膨脹。對美國來說，美國在二十國集團內部找到了法國和巴西等盟友，向中國施壓，促使人民幣升值。美國的觀點是，如果中國對人民幣進行升值並增加國內消費，歐洲、北美和拉美都將獲得出口和經濟的增長。這在理論上或許正確，但美國讓世界充滿美元的戰略似乎同時正在對世界造成極大的傷害。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全球性的懦夫博弈，中國堅持其出口模式，而美國試圖誇大中國出口的成本優勢。但通脹沒有局限在中國，整個世界都為由此造成的傷害而變得焦慮。二十國集團理應提供一個協調全球經濟政策的平台，但它逐漸變得更像是一個角力場，兩個強勢者逼迫其他所有人作出選擇。
在2010年11月在首爾舉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準備階段，蓋特納通過一個百分比測試，從全球的角度來衡量貿易順差何時可被認為是過度和不可持續的，試圖以此把中國逼入困境。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的全年貿易順差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就會被認為該國的貨幣需要重新估值，以便把貿易條件從該國向美國等逆差國家傾斜。這在傳統金本位下會自動發生，但現在需要央行進行貨幣操縱。
蓋特納的想法最後不了了之。他想針對中國，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論點讓德國也成為一個目標，因為德國的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幾乎跟中國一樣大。根據蓋特納自己的指標，德國的貨幣歐元也需要升值。考慮到其經濟複蘇的不穩定性、銀行體係的結構性脆弱以及德國出口對歐洲就業形勢的重要性，這是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絕對不希望看到的。蓋特納沒有在歐洲和亞洲尋求到支持，隻能悄悄地放棄了這個念頭。
首爾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沒有為判斷貿易順差是否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製定明確目標，而是提出了“指導性原則”。這些原則的確切內容留給了隨後召開的金融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來製定。部長和行長們2011年2月在巴黎舉行會議，原則性同意了把何種因素列入“指標”，但他們沒有就每個指標在指導性原則下可被允許的水平達成一致。量化過程留給了在4月召開的後續會議，而整個過程需要提交給2011年11月在戛納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年度會議進行最後審批。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二十國集團的監管者繼續快速前進。在2011年3月由專家和經濟學家出席的南京會議上，二十國集團主席薩科齊說，在國際收支平衡方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進一步監管看起來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說二十國集團的進度慢得像蝸牛或許是善意的嘲諷，鑒於20位主權領導人和許多不同的意圖，還不知道是否有別的方法來達成一項全球性解決方案。這是蓋特納召集力理論的缺點。如果參與者誌同道合，或者一方有能力強迫他人，就像美聯儲在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時麵對十四家族一樣，缺乏管理可以是有效的。當召集的各方擁有廣泛而不同的目標，以及對於如何實現這些目標有著不同意見時，領導力的缺失就意味著隻能期望細微的漸進變化。到2011年，變化看起來是如此之細微和緩慢，幾近於無。
二十國集團作為一個機構，距離完美還差得很遠。七國集團模式看起來已經結束，而聯合國沒有拿出任何具有可比性的東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具有良好的技術分析能力，對於任何在二十國集團能夠達成一致的政策，它作為裁判是有幫助的。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基於北美、日本和西歐這種老的多邊模式，其影響為中國、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市場大國所厭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有用的，然而它也需要變化來適應新的全球現實情況。
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能夠有效地協調政策，是因為各成員國被恐懼聯合了起來。資本市場、國際貿易、工業產值和就業率的崩潰如此之悲慘，迫使各個國家對救助、刺激和新形式的銀行監管達成一致。
到了2011年，暴風雨似乎過去了，二十國集團成員回到其各自的日程——中國和德國繼續保持大量順差，美國繼續努力通過削弱美元來扭轉這些順差並幫助美國的出口。但是再也沒有人像理查德·尼克鬆那樣采取先發製人的行動，也沒有人像約翰·康納利那樣讓別人屈服。美國失去了影響力，它將利用另一場危機促使二十國集團統一行動。鑒於美國的印鈔政策和在世界各地造成的通脹副作用，下一次危機的到來看起來不會等得太久。
這一次危機隨著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仙台附近的一次地震而到來。一場9.0級地震以及緊隨其後高達10米的海嘯摧毀了日本的東北海岸線，數千人死亡，城鎮和村莊被整個淹沒，各種基礎設施悉數被摧毀——港口、捕魚船、農場、橋梁、道路和通信設施。幾天之內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以來最為嚴重的核災難在仙台附近的核電廠出現，多個反應堆中的放射性燃料棒熔化，釋放的輻射流影響了廣大市民。就在世界全力應對善後工作時，貨幣戰爭出現了一片新的陣地。日元對美元突然飆升至曆史新高，這是由於預期日本投資者將收回大筆日元以支持日本重建而造成的。日本在國外，主要是美國，持有超過2萬億美元的資產，以及超過8500億以美元計價的儲備。這當中的一部分將以美元出售，轉換成日元，運送回日本為重建提供資金。這種大規模賣出美元、買入日元的動能促成了日元飆升。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日元對美元升值似乎非常契合美國的目標，然而日本的希望恰恰相反。日本經濟正麵臨災難，廉價日元將有助於促進日本的出口，讓日本經濟重新站立起來。日本的災難實在過於巨大——美國目前的廉價美元政策隻能讓位於對廉價日元的需求。
日本需要兌現其美元資產以資助重建的緊迫性無可否認，這是推動日元走高的力量。隻有央行協調幹預的力量才足夠強大，能抵禦日元回流日本的洪流。日元與美元的關係對於二十國集團采取行動而言過於具體，而且也沒有計劃馬上召開二十國集團會議。美國、日本和歐洲央行這三巨頭要自行解決問題。
打著七國集團的名號，法國財政部長克裏斯蒂娜·拉加德在2011年3月17日致電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啟動對日元的聯合進攻。在負責實際幹預的央行首腦進行了磋商以及向奧巴馬總統進行簡報之後，2011年3月18日早晨日本開市時針對日元的攻擊開始了。這場攻擊包括各國央行大量拋出日元，並相應地購買美元、歐元、瑞士法郎和其他貨幣。當歐洲和紐約市場開業時，這場攻擊在世界各地跨時區進行。這次央行幹預是成功的，到3月18日晚間日元已被推離高點，日元對美元重新回到一個更為正常的交易範圍之內。拉加德在2008年大恐慌和2010年歐元主權債務危機第一階段的出色表現為她贏得了危機管理方麵的良好聲譽，而這次對日元幹預的靈活處理更是為她加分不少。她幾乎是在2011年6月取代灰頭土臉的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公認選擇。
如果二十國集團像一支龐大的軍隊，七國集團則表明它可以充當特種部隊的角色，迅速行動並暗地裏實現較小範圍的目標。七國集團至少暫時改變了日元貶值的趨勢。然而，日元返回日本的本質力量並沒有消失，參與並從中獲利的投機者依然存在。有一段時間就像是回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糟糕的舊時光，一小群央行抵禦投機者和貨幣固有的升值力量的攻擊。從更大的視角來看，日本需要日元走弱對於美國希望美元走弱是同樣的阻礙。傳統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問題換上了一副新麵孔。現在，除了中國以外，美國和歐洲都希望削弱本國貨幣，曆來願意與美國共進退的日本希望日元走強，卻發現自己也身處廉價貨幣的陣營。不可能所有貨幣同時走弱，目標還是沒有辦法達成。在世界為貨幣困局尋求全球性解決方案時，二十國集團的議程在美元與人民幣的鬥爭之外，最終還會加上美元與日元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