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等到2010年1月的國情谘文，國際金融專家就已經能夠看到美國正在把它的再平衡計劃帶往何處。2009年9月在匹茲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增加美國出口和重估人民幣的想法就已經被提了出來。在華盛頓和倫敦舉行的前兩輪二十國集團峰會，一直致力於對2008年的大恐慌采取立即措施，以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建新的流動性來源。這些早期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也忙於控製銀行及其以貪婪為基礎的薪酬結構，這種薪酬結構為短期收益提供荒誕的獎勵，但卻造成了全球財富數萬億美元的長期損失。在2009年底的匹茲堡峰會上，領導人們覺得盡管脆弱性依然存在，但是已經恢複了一定的穩定性，他們可以超越眼前的危機，開始考慮讓全球經濟再次運轉起來的各種方法了。匹茲堡峰會是2010年美國國情谘文發表之前的最後一次二十國集團峰會。如果美國打算為其出口導向的再平衡方案贏得支持，現在是時候了。
在匹茲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蓋特納所期望的增長再平衡方麵產生了一個突破性計劃。這個計劃包含在名為“穩健、可持續與平衡增長框架”的官方領導人聲明中，尚不清楚這種再平衡將如何實現。就像所有這類大型多邊機構的技術性聲明一樣，它是用全球精英的語言寫成的，首先犧牲的就是語言的通俗易懂。然而在這個框架的第二十條中，隱藏著這樣一段話：
我們應對危機的集體反應表明……需要一個更加合法和有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該基金必須在促進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再平衡中發揮關鍵作用。
毫無疑問，對於部分與會者而言，再平衡就是指中國增加消費和美國增加出口。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二十國集團指定為代表，作為巡警來確保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國家履行與此有關的義務。匹茲堡會議借此為奧巴馬總統在兩個月之後宣布國家出口倡議奠定了國際基礎。
二十國集團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外包的秘書處、研究部門、統計機構和政策裁判來使用，這對雙方都很合適。二十國集團得以使用大量專家，而無須自己創建一支專家團隊。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言，這更像是一次緩刑。直到2006年，很多國際貨幣專家嚴重質疑該組織繼續存在的目的。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曾為遭受暫時性收支平衡困難的國家提供過渡貸款，讓各國保持本國貨幣緊釘美元。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它以采取保護外國銀行家和債券持有人的緊縮措施為條件，救助遭受外彙危機的發展中經濟體。然而隨著黃金的退出、浮動彙率的出現和發展中國家積累的巨額盈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入21世紀之後並沒有一個清晰的使命。突然之間，二十國集團把它定義為某種二十國集團銀行或世界央行的原型，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來了新的活力。當時雄心勃勃的領導者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高興得無以複加，急切地開始為二十國集團設定的任何方針充當全球裁判。
盡管成員國對全球再平衡和奧巴馬總統的個人認同有著令人興奮的開始，但在2010年召開了兩次二十國集團峰會之後，各成員國對匹茲堡領導人會議目標的承諾並沒有取得重大進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相互評估”之名對每一個國家的做法進行了廣泛評估，二十國集團的公報也對這一框架給予了持續擁護，然而再平衡的宏偉目標基本上被忽略了，尤其是被中國忽略了。
蓋特納在批評中國不允許人民幣的更大升值上直言不諱。當2010年9月被《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問到中國做得夠不夠時，他說：“當然不夠……他們做得很少，非常少。”美國的出口在2010年確實改善了，但這主要是因為新興市場相對較高的增長以及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需求，而不是彙率的變化。中國的確讓人民幣輕微升值，主要是為了防止被美國財政部貼上貨幣操縱者的標簽，從而招致美國國會的貿易製裁，但是所有的這些進展距離蓋特納的要求還差很遠。即便是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2011年1月舉行的、被稱為兩國集團（G2）的雙邊領導人會議，產生的隻不過是親切的言論和麵帶微笑的照片。看起來如果美國希望擁有一個廉價美元，它必須靠自己來實現了。世界對二十國集團的信賴迄今已證明是死路一條。
然而到了2011年6月，美國開始作為貨幣戰爭的贏家出現。就像曆史上許多戰爭的獲勝者一樣，美國擁有一個秘密武器。這個金融武器有一個笨拙的名字——“量化寬鬆政策”（QE），主要包括通過增加貨幣供給讓資產價格膨脹。跟1971年一樣，美國單方麵采取行動，通過通脹來削弱美元。量化寬鬆政策是美國在2009年丟向全球經濟的一個炸彈，而被稱為QE2的後繼政策在2010年底被投擲下來。這對世界貨幣體係的影響是迅速而有效的。美國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在國外產生通脹，同時增加了幾乎所有主要出口國家和世界上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的成本。
量化寬鬆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印鈔票。為了憑空創造貨幣，美聯儲從一組經過挑選、被稱為主要交易商的銀行購買國債。主要交易商擁有全球客戶基礎，從主權財富基金、各國央行、養老基金和機構投資者到擁有高額淨值的個人。這些交易商認購財政部發行的新國債並用現有國債製造興旺氣氛，以此充當美聯儲和市場的中介。
當美聯儲要減少貨幣供給時，他們把債券賣給主要交易商。交易商獲得債券，付給美聯儲的錢則消失了。反之，當美聯儲要增加貨幣供給時，他們從交易商處購買債券。美聯儲得到債券，用剛印刷的錢支付交易商。這些錢進入交易商的銀行賬戶，然後通過銀行係統創造更多的貨幣。美聯儲和主要交易商之間的這種債券買賣是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形式。公開市場操作通常的目的是控製短期利率，美聯儲往往通過買賣最快到期的國債來實現這一目的——如30日內到期的短期國庫券。但是，如果最短期限債券的利率已經是零，而美聯儲希望提供額外的貨幣寬鬆時，又會發生什麼？這時美聯儲可以購買5年、7年或10年期的國庫券，而不是馬上到期的國庫券。10年期國庫券是對抵押貸款和公司債務進行定價的基準。通過購買中期債務，美聯儲可以為購房者和企業借款人提供更低的利率，希望以此刺激更多的經濟活動。至少，傳統理論是這樣的。
然而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彙率就像一個水滑梯，把利率的影響飛速地傳播開去。通過使用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不僅可以寬鬆美國的財政狀況，還可以作用於中國。這是一個完美的貨幣戰爭武器，美聯儲清楚這一點。量化寬鬆政策起作用的原因在於，中國人民銀行維持了人民幣緊釘美元。美聯儲通過其量化寬鬆計劃印製了更多的貨幣，這當中很大一部分通過貿易順差，或尋求高於在美國能夠獲得的利潤的熱錢形式流入中國。一旦這些美元進入中國，它們就被央行吸收，用來換取新印製的人民幣。美聯儲印製的美元越多，中國就必須印製更多的人民幣來維持彙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政策是基於錯誤的觀念和錯誤的希望，希望美聯儲不會濫用印鈔特權，而現在美聯儲卻在拚命地印鈔。
美國和中國存在一個重要區別：美國疲弱的經濟在短期內發生通脹的可能性不大。中國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體，從2008年大恐慌中漂亮地反彈。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中國吸收新資金的富餘容量較少。中國的印鈔迅速導致中國的物價增長。通過彙率緊釘，中國在向美國出口通縮之後，現在正以同樣的方式從美國進口通脹。
雖然人民幣升值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進展緩慢，通脹卻在中國飛速啟動，很快超過了每年5％。在拒絕升值的同時，中國卻無法拒絕通脹。美國對任何一種方式都很滿意，因為無論是升值還是通脹都會增加中國的出口成本，使美國更具競爭力。從2010年6月到2011年1月，人民幣年升值率為4％，而年通脹率為5％，因此中國成本結構的總增加值是人民幣升值和通脹的總和9％。據此對今後幾年進行預測，這意味著在出口價格方麵美元對人民幣將下降20％。這正是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美國其他的批評家所要求的。中國現在沒有很好的選擇。如果中國維持彙率緊釘，美聯儲將繼續印鈔，中國的通脹將失控；如果人民幣升值，或許會抑製通脹，但中國以其他貨幣計算的成本結構將上升。無論哪種方式，美聯儲和美國都將獲勝。
雖然對於增加成本而言，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在經濟上是等值的，但存在一個重要的區別。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製，因為即使美聯儲在總體方向上施加壓力，中國也可以調控固定彙率每次變化的時機。而另一方麵，通脹基本上不受控製。它可以出現在某個產業，如食物或燃料，然後以不可預知的方式沿著供應鏈迅速蔓延。通脹可能有巨大的行為性影響，當商家和批發商由於預期其他人會上調價格而提高價格時，通脹在一個自我實現的循環中開始滋生。
保守的中國人寄希望於人民幣與美元的穩定關係，以及中國持有的大規模美國國債具有穩定的價值，跟歐洲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初期的情形完全一樣。現在他們被背叛了——美聯儲正在強迫他們出牌。在無法預測後果的通脹失控與人民幣的可控升值之間，中國從2010年6月開始沿著升值的方向穩步移動，並在2011年中期大幅加速。
美國和中國就像在進行一場重量級拳擊比賽，一場約定有15局的搏鬥。這兩個拳手依然屹立，美國通過點數而不是擊倒對方贏得了首輪。美聯儲躲在美國的角落裏，就像一個拳賽助手，準備修複拳手的任何損傷。中國在角落裏也有他的支持者——全世界量化寬鬆政策的受害者。鍾聲會很快敲響，開始第二輪比賽。
在任何一場戰爭中，當主要參戰方動用武器時，非戰鬥人員很快會受到牽連，貨幣戰爭也是如此。美國的通貨膨脹不僅對中國造成了影響，對所有新興市場都產生了普遍影響。貿易順差和尋求更高投資回報的熱錢相結合，美國印鈔造成的通脹很快傳播到韓國、巴西、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和其他地方。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漠然地采用了“譴責受害者”的方法，稱這些國家隻能怪自己，因為它們拒絕讓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從而降低它們的貿易順差和減緩熱錢流入。伯南克使用了央行行長的安慰式語言，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