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萬？你上當了。蘭義這家夥！他怎麼騙你的？”
“他沒騙我。是我自願的。我知道它的造價是三十萬。國家撥款五萬。村裏攤五萬。學費付了兩萬，還欠楊洪才叔十八萬。建校有你簽的字。你是最後一任校長。你也是這所學校的最後守望者。學校停辦了，楊柳村今後再也不可能有學校了。讓我也留下一點紀念吧！”
“你不知道。這學校兩萬五三年也沒賣出去。全鄉十所小學，停辦了八所。賣了六所。有的三萬，有的兩萬。地方好的也隻賣四萬。蓮湖鎮大橋邊的那所也隻賣了六萬。那所小學造價是五十萬。有水泥操場。房子的質量好不說，還在公路邊上。人家是賣去做廠房的。”
“真的這麼便宜？上當就上當吧。錢我交了。手續也辦了。”
我展開《合同書》與《公證書》一看。一切既成事實了。《合同書》上寫的產權人是柳衛東和柳迎九。產權監護人楊曉月。因為我不是楊柳村的村民。我是國家教師。
“也好吧！總算卸下了我心上的一塊石頭。謝謝你，讓我們居有定所了。”
“這是我該做的事。事先沒跟你商量。”
“錢是你出的。不用跟我商量。你是買給兒子的。”
“這小學本來就是我和你的。”
“楊柳小學死了，已經停屍三年，總算有人給她收屍了。”
“收屍，這話不好聽。壽終正寢吧！你也勿須悲哀。”
他走到那棵苦楝樹下。指著那空空的鳥巢對我說——
中國的鄉村小學啊！兩三代人堅守，數億萬農家兒童的培育，數百萬民辦從業者，曆時五十載，她就像一枚苦楝果。季節已到，瓜熟蒂落。該是碾為春土化為泥，被曆史的煙塵所掩蓋的時候了。苦盡甘來，誰還會撿起這顆苦澀之果，反複咀嚼呢？那個“包袱”不是解開了嗎？大多數民辦教師都轉成了公辦。該退休的退休，該在崗的在崗。國家已經挑起了這付擔子。“民辦教師”一詞也將在現代用語裏被刪除，被遺失。即使是轉正了“民辦教師”們，他們也不會在自己的履曆表裏填上“民辦教師”一詞。因為在政府發的職業登記表中是沒有“民辦教師”這一項的。他們的身份屬於“農民”。他們的那點微薄的待遇曾經是農民的負擔。是“三農”問題中的一份子。他們轉為國家公職後，其工齡隻要不中斷（一年以內），按文件規定是可以承認的。這也是一種優惠。正如我，參加工作時間依然從1959年計算。我隻要在履曆表內填上“教師”就行了，勿須畫蛇添足加上“民辦”二字，給自己惹些不必要的麻煩。至於那些從“民辦教師”走進大學，進入官場的人更是一言以蔽之了。
這是一段可以隱蔽的曆程，也是被遮蔽的現實。據說，連許多落後的非洲國家，也沒有這種特殊的民國教育形式。所以，沒有必要來為這段特殊的曆史作特別的記載。最好是忘記得越快越好。她不過是曆史的長青樹上掉下來的一片枯葉。不要拿它來作文章。即便是個人，誰還會以當過“民辦教師”為榮呢？這豈不是挑自己的傷疤嗎？
我們不要挖掘這隱秘的傷痛。不是早已結痂，為什麼還要揭開它，展示給人看個究竟呢？
他的這番話讓我百感交加。
楊柳小學正式終結。它變了成柳衛東和柳迎九的財產。我隻是這份財產的監護人。
我想到了我的結局，“你給楊柳小學辦了後事。解了解的心結，謝謝你。唉！我的後事將由誰來辦啊！”
岸青瞪大眼睛望著我。他的眼光漸漸從我的臉龐上移向苦楝樹的頂端，移向藍天……久久不語。是啊！對一雙自身難保的兒女。等到孫子成人的那天，我還在這世上嗎？
“如果我還在……”他對站天說。
“你會葉落歸根，葬於故土嗎？”
“我不。”
“我會死在你的前頭……你會把我葬在哪裏？”我希望他說，把我葬在柳家的墳地裏。我凝望著他的臉神。
“校園裏的苦楝樹下……”
“唉！死也讓我守著他們嗎？”
“你死了，迎九怎麼辦？”
“我會帶著她去的，你放心。”
“不！你要持堅，幾十年都堅持過來了……會有好的結局。”
“好結局？”
“我再留下一萬塊錢，你幫他們把這校園辦成個本雞放養場。樓下全做雞舍。樓上住人和做倉庫。這操場夠大的了。養本地雞種。有牆院，好管理。迎九也可以幫助做點事。鬆枝人不錯。你還幫他們一些年。萬裏要讀好書。”
“把學校改成雞場？我倒沒想過。”
“我想過了。你可以看點這方麵的書。不要養多，一千隻夠了。衛東隻有這個能力。”
我笑了起來。真的，他想得周到。這個計劃是完全可行的。
“我聽你的。一定把它辦好。”
“我相信你會辦好的。”
“你明天走？”
“明天走。”
“什麼時候再回來？”
“姆媽還在，我會回來的。”
“你們過得還好吧！”
“你指什麼？日子當然還好過，我的退休金也接近五千。”
“你們有愛情，兒子有出息。”
“兒子是兒子的事。你都六十的人了，還相信愛情？”他一副苦笑的臉。
“那我還給你一樣東西吧！”
“我還有什麼保存在你手裏？”
“你來吧，是該還給你的時候了。”
他跟著我走進我的房間。我打開一個木箱。那木箱是父親給我做的嫁奩。朱紅的油漆變成了黑色。我打開鎖。從箱底摳出一個布包。打開布包，三本日記呈現在他的麵前：“這是你的。物歸原主吧！我給你保管了四十一年。”
“你沒有燒掉？”
“他是你的青春記憶，我會燒掉嗎？”
他捧著那三本紅質發黃的日記，潸然淚下。
他走了，把他的青春和我的夢也帶走了。
我收下了他留下的《房地產合同》與《公證書》以及一萬塊錢。
我開始籌劃雞場。村裏出外打工的人把承包地撂下。我接過幾畝地，雇臨時工種雞飼料。我買了一千多隻本地雞娃。把一樓教室改成雞屋。四邊靠牆的桌課是全是稻草做成的雞窩。我把操場上的野蒿砍光，栽上一叢叢竹子。並雇人挖了一口小塘。
第二年六月。國務院發了一個文件。文件登在報紙上。凡農村“普九”的欠賬，由地方政府核實，國家財政撥專款結清。不給農民留下子孫債。
楊洪才終於討到了他那十五萬欠款。高高興興地來告訴我。
那簽字的陰影徹底消除，我的心頭像綢子抹過一般的舒暢。
這一年，我的本雞場初成規模。滿院的雞熱鬧非凡。淩晨四點公雞打鳴。早上九點起，滿院子都是母雞下蛋的“咯咯答答”聲。比前些年朗朗的讀書聲還動聽。我采用了最原始的家庭養雞法。讓雞徹底自由。白天，竹林裏滿是公雞追母雞。迎九成了雞場裏的主要勞力。她癡迷於撒雞食，撿雞蛋。她能按時從樓上的從倉囤裏撮一笆簍稻子，扭著她那動人的腰肢，一路“雞咯嘍嘍……雞咯嘍嘍……”從樓上下來，走到竹林裏。雞見了她，瘋一般地圍住她。她一把把抓起笆簍裏的稻子，撒向天空，稻穀雨點般的落下來。雞搶著啄食。我站在樓上，看著迎九。她很美，哪裏像個傻子？她撒空了笆簍裏的稻子。走進屋裏再去撿雞窩裏的蛋。那些剛生下的蛋還帶著雞身上的體溫。迎九笑盈盈地，撿滿了一笆簍蛋，“媽媽！蛋蛋，蛋蛋，好可愛的蛋蛋！”她孩子般的叫著笑著，天真爛漫。
城裏的一家大超市跟我訂了合同。定時開車來收購我的本雞蛋。我的本雞蛋在超市裏成了品牌，賣得非常火，而且價錢越來越高。
有一次我去超市結賬。有意地看看市場的銷售情況。禽蛋櫃上居然有我的專櫃。我很高興。專櫃前好幾個婦女點名要買“傻瓜蛋”。還問：“這是不是傻瓜蛋？不是傻瓜蛋不要。”專櫃上明明寫著“楊柳村本雞蛋”，怎麼被人叫做“傻瓜蛋”？我氣得頭臉發紫。不好發作。我差點昏倒在櫃台前。
我怒氣衝衝的跑去找超市的經理。拍著他的桌子叫吼：“你侮辱我的人格，我要跟你取銷合同。我的蛋不賣給你，賣給別人去。”
經理倒過茶，喋喋道歉“嫂子，嫂子。這不是我有意的。是跑購銷的小吳開玩笑說出去的。他說養雞場是一對傻瓜兄妹，絕對不會做假的。於是，就傳開了。誰叫您的蛋那麼受歡迎呢？‘傻瓜蛋’在城裏出了大名。連省城的超市也向我要貨哩。嫂子，我再價，道歉行不？”
他當場把價加到八塊一斤。我沒話好說。小吳每隔四天到我家來一次，連大黃狗都跟他混熟了，人家說的是大實話。
我又氣又惱，整整想了一夜。我的痛苦不好跟媳婦說，更不能跟兒子和女兒說。“傻瓜蛋”挑了我的總筋。萬箭穿心，讓我疼痛難忍，徹夜難眠。
淩晨，“喔喔喔！”公雞打鳴了。我爬起來，看到東方發白。我突然領悟，大徹大悟。我真傻啊！人哪！那點可憐的尊顏，能掩得了事實的存在嗎？柳岸青逃脫了。我卻死守著。
我這輩子，愛得傻，幹得傻，守得也傻。真傻的不是衛東和迎九。是他們的媽媽。
我的心頭豁然洞開。
“傻瓜蛋”不是真實嗎？真實才可愛。我索性到市裏申請了一個商標。牌名就叫“傻瓜蛋”。貨真價實。他的定位再準確不過了。我想，沒人來仿冒我。除非他也是傻瓜。
我主動地找超市經理，讓他把“傻瓜蛋”的品牌掛出去。
我的“傻瓜蛋”銷路空前。一直打到省城去了。
人啊！活到這份上，才明白了自己的定位。
我是“傻瓜蛋”之母。
她是從一所衰亡的鄉村小學裏孵化出來的。
2007年2月6日初稿畢於杭州蒼耳齋
2006年9月25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