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書做事也確實是比丁寶楨要老到許多。接到張華軒的命令之後，他便先連續幾天幾夜泡在書房，研究丁寶楨撰寫的宿州土改的心得彙總，事不預而廢，身為一個讀書人自然要先做好研究工作，這一點也無可厚非。
底下的動作就又很迅速了，翁同書先學習後請示，然後又是與丁寶楨會晤了幾次，當麵請教了對方的心得體會，接著便是大張旗鼓的做了起來。
與宿州相同，翁同書先是調查了淮安十幾個州縣的有地產的田主與鄉紳的名單，這一點就至關重要，斷然出不得一星半點的錯誤。造冊完畢，就是通知這些鄉紳和田主來開會，然後就是出台減租措施。
程序相同，翁同書的措施手段卻是不同，淮安這裏也與宿州不一樣，撚子和太平軍鬧的再厲害，也從來沒有到淮安來鬧過事，比起混亂的北方與南方，處於中間地帶的淮安反而是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黃河還沒有改道，淮安各州縣仍然是魚米之鄉，再加上漕運之便，淮軍與新興工商之利，整個淮安府說不上是多富庶，不過比起宿州來簡直是天差地遠。
這樣一來，淮安的地主力量就便的很強大，和佃農的衝突矛盾也沒有到一觸即發的地步。而且淮安向來人才輩出，高官不能說是車載鬥量，進士的人數和蘇南也差了一點，不過比較別的地方也是強悍了許多，如果拿宿州的那一套到淮安來施行，勢必將會引起強烈的反彈。
就這一點而言，翁同書做事的難度就相對與宿州要強了許多，不過好在他是官宦世家出身，行事的手腕其實比丁寶楨要高超出不少。
既然來硬的不行，那就索性軟磨。超過一千人的淮安各州縣的地主被集中在了城裏，翁同書弄出了一套從三皇五帝時就開始的田賦製度，然後從唐詩宋詞到流民圖，然後又是各種民謠兒歌種種，用這些手段與佃戶的苦難來教育這些冥頑不靈的地主們。事情發展到了後來，翁同書好像從張華軒那裏得到了一點啟發，索性在宿州和淮安挑選了一批最為赤貧的貧民佃戶，讓他們上台宣講，這些貧民多半都是窮的連褲子也穿不起的，當然一個個是滿腹的怨氣，開始他們還隻是述說自己的苦難，到後來索性就是大罵出口，把田主和那些狗腿子甚至是三班衙役對佃農們的欺壓一五一十的倒了出來。要知道紅軍當年就是用這一手掀起了廣大佃農的怨氣，淮安這裏的佃農過的雖然稍好一些，其實也就是比牛馬稍強一些而已，佃農們的苦水一倒，立刻是怨氣滿天，不少田主聽的滿頭大汗，卻因為場合特殊而無法反駁，也沒有辦法反攻倒算，隻能用白眼狠狠瞪那些佃農，準備將來秋後算賬，誰知道這件事發展的越發厲害，開始還是少數被官府發動的佃農過來，後來不少窮苦的佃農聽說淮安府城正在開控製會，不少人按捺不住心中的仇恨，索性帶著幾把鐮刀和鋤頭過來，指手劃腳的唾罵，唾沫星子飄的滿天都是，可是被罵的地主和鄉紳們連一個屁也沒有敢放。
這次控製會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也讓張華軒很是意外，在現場參觀了幾次之後，張華軒在後來的一次總結大會上說道：“淮安的這種控製會的形式有效的調動了廣大佃農的情緒，也使得地主鄉紳和中農小業主包括知識分子都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教育，這種形式的控訴會，其效果不亞於在淮安開辦了十幾座求是大學堂。”
事實也是如此，新年一過沈葆楨就開始在淮安招生，因為事先的準備工作做的很好，所以招生工作顯的異常的順利，到了農曆二月公曆三月底左右，所有的三千多名學生已經招收完畢，這在後世也就是一個稍大點的中學的規模，稱不上是什麼重點學府，不過在一八五五年的晚清，這座學校的規模拿到歐洲去也算不上是很落後了。況且，學習技術的藝圃的學生還沒有招滿。
學生招了進來，教師十成裏有七成也是洋鬼子，土改的事一出來，沈葆楨就靈機一動，讓這些洋人教師帶著中國學生分批到會場去參觀，聆聽那些佃農們的訴說，讓這些中外教師用中國的實際情形再結合西方的學術與中國的傳統來分析眼前的一切。
這靈機一動的一招顯然是做的非常漂亮，起到的效果也遠遠超出了沈葆楨的預料之外。求是學堂因為是投入了重資，而且在中國辦學校向來是博取名聲的最佳辦法之一，所以雖然有西學在內，還是請到了不少名聞一時的海內大儒，他們多半是早年清貧，後來經過奮鬥才能借著學術混碗飯吃，原本就對這些吸血鬼一樣的地主們心懷不滿，而學生們多半也不是富家子弟，這樣一來，會場是佃農們聲淚俱下，會場四周，都是滿臉沉痛的宿儒和學生們，就是那些洋人教師，他們遠渡重洋跑到中國來顯然也隻是為了求財，是屬於在家鄉混不下去的窮鬼，眼前的一切也給了他們很大的刺激，回去在授課的時候，也就不再那麼高傲和與中國人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