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是懺悔過去，是為了要把我那醜惡的前半生，赤裸裸地暴露在祖國人民麵前，說它是自傳也可以，說它是我的一篇懺悔錄也無妨。因為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我那見不得人的過去一切一切，原原本本地敘述出來，以便把我那主要病根所在，以及由於這一病根而發生、成長、以致結成惡果的一係列經過，一一加以比較有線索可尋地羅列。一來是因為痛恨我的過去種種，所以我就把那封建製度的毒害、帝國主義的罪惡以及和我那反動階級本質之間的醜惡複雜的內幕關係，加以毫不留情地揭發。二來是我由於祖國人民、政府和共產黨、毛主席對我的天高地厚的恩情。對於像我這樣曆史上犯罪的人物，不但是該殺，使我活到今日，而且在我回國以來數年之久，始終一貫以絕大的耐心、無限的寬容、深摯的關懷和苦心的教育，使我也能夠得到學習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的機會，所以我是再也不能不複活我的良心，老老實實地把過去一切交代出來。這一具體表現是什麼？就是我的思想轉變的過程。
回想過去，在起初，我就是一個清朝的末代皇帝，自幼即成為一個高高騎在廣大人民頭上的血腥統治者。當封建專製統治勢力被人民推翻之後，還容許我在北京的“小朝廷”中，繼續過著“人上人”的特權階級驕奢淫逸生活，可是我還不肯老老實實地來正視社會的現實而向人民俯首投降，反倒利用自己當時的所謂身份地位，在“遺老”以及軍閥的策劃下，終於爆發了危害中華民國的張勳“複辟”罪惡陰謀事件。但人民仍然“原諒”了當時年齡幼小的我，未予深究，故我又能夠繼續維持了好幾年的“關門皇帝”變態生活。而我呢，反更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把我那反動階級本質發展起來，結果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為了利己，不擇手段”的思想意識支配下，更把“狹隘民族主義思想”以及孔家店的“君權至上”思想和過去反動曆史的“正統觀念”等等結合到一起，而產生了“專門想開倒車”的卑鄙政治野心。當然這種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唯心癡夢，是經不住人類曆史永遠向前發展的鋼鐵巨輪之碾軋的。所以就在客觀實際麵前的不斷碰壁下，便又使我那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餘的反動本質，在“相感相吸”的階級意識下，和它的唯一“親屬”——帝國主義發生了“靈犀一點”的脈脈相通。固然在封建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在彼此對立的時候，是會發生互相利害衝突的矛盾，但是等到人民的新生力量動搖了封建反動統治的基礎時，誌在奴役榨取他國人民的殖民主義者，便又會和封建殘餘勢力建立起反動勢力的聯合戰線來。因為鎮壓人民新生力量，乃是它們共同的唯一理念。例如在英法帝國主義聯軍攻入清朝的反動勢力核心北京之後，便又有戈登之流的外人部隊，幫助搖搖欲墜的清軍去攻打太平天國的人民起義軍，不就足以說明帝國主義者是怎樣看待封建統治者了嗎？又如在庚子義和團人民起義的當初，清王朝也曾乘勢對於帝國主義各國作過一度反噬的姿態，可是當帝國主義的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之後，逃到西安的清王朝破碎反動勢力，便立即反過臉來，搖身一變，變成了追隨帝國主義者來屠殺睜開了眼睛的人民的血腥劊子手。這種血淋淋的實例，在百餘年來的過去曆史中，是隨處可見的。這都足以說明封建統治階級如何卑鄙無恥，如何貪得無厭，如何自私自利到了執迷不悟和不擇手段的程度。而我正是繼承了清朝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衣缽”，自幼即飽受了“隻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熏陶培育，因而就使我成為一個極端自私自利、妄自尊大的合格“接班人”。所以我從小時起就衷心反對共和製度，反對中華民國。特別是由於馮玉祥將軍的令我出宮，我竟認為這是要加害於我，於是便自動地投入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從此我的親日崇日思想，就發展為和日寇的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實際行動了。
本來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始終一貫妄想侵略中國、稱霸亞洲甚至支配全世界的，所以就物色、培植、利用民族敗類、人民叛徒去給它充當走狗，這就是它自從“明治維新”（往遠處說還不止此，如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就是窺伺我國的一種實際表現）以來的一貫侵略政策。例如日利用袁世凱以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同時又利用善耆、巴布紮布之流以威脅袁，最後則是利用梁啟超的和西南實力派合作來倒袁。又如而後的扶植利用張作霖，繼見張作霖漸漸不能滿足它的無底野心，就不惜冒世上輿論的斥詬，公然使用暴力炸死了他。拿我來說，日寇是唯恐中國之不亂的，於是就利用了我的上趕著靠近它，對我作了一係列的拉攏扶植等陰謀工作。它怎能對我個人有什麼“好感”可言，還不是想利用我過去封建“嫡派餘孽”的虛名，可以影響一些封建殘餘分子如“遺老”和封建軍閥之類，以便使這些曆史垃圾堆的腐臭廢物，能為它的侵略政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