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政府又命我出席沈陽最高軍事法庭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罪犯分子的審判作證。我認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祖國人民服務的最光榮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活了五十年第一次站在祖國人民的立場上，真正對日本法西斯強盜進行正義鬥爭的最光榮的一件事情。
固然在1946年，我也曾在日本東京國際法庭上對日本的A級戰犯們作了有生以來的一次鬥爭，但當時的我，並沒能真正站在人民立場上來從事這一千載難遇的“戰鬥”，隻是站在自己個人的狹小圈子內，作一種“外強內怯”的“衝鋒”，所以並未能達到祖國人民的期待，也未能對準日本帝國主義的“心髒”去作擊中要害的“進攻”。我認為隻有這一次才能算得是初次站到了祖國人民這一邊，對於祖國人民作了贖罪的初步實踐行動。
由於祖國人民政府這次命我在沈陽人民最高軍事法庭上去做證人，我不但感到了是我應盡的義務，也是無上的光榮，更感到了興奮與鼓舞。我覺得人民政府居然叫我這樣的人也站在祖國六億人民這一邊，來證實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真使我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痛快。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遭所嚐到的快味，同時也是我向祖國人民侮罪的實際行動的第一步。
再從我們偉大的祖國方麵來看，像這次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犯進行了正義裁判，真可以說是百年以來所未曾有過的事情，是我國民族曆史上值得我們自豪的光榮一頁。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祖國曾經怎樣橫行霸道地幹出了多少血腥罪惡勾當。尤其是日本法西斯強盜更是自從“明治維新”時代起，就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地瘋狂了起來，不但侵占了我國的台灣和旅大地區。後來索性鬼迷心竅地鯨吞了我國的全東北，甚至到了最後更蹂躪了我祖國大半山河。可是自從腐朽媚外的清王朝封建統治者起，經過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和美帝奴化蔣記政權的黑暗時代，在這漫長的百年歲月中，曾有誰對於這些凶惡的民族敵人進行過有效的抵抗？更不用說對它們能進行什麼獨立自主的正義裁判了。
隻有在偉大的共產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的新中國，隻有在站起來了的六億人民當家做主的今天，才會用中國的法律，依據人民的意誌，對於那些一向沒人敢惹的帝國主義戰爭罪犯分子來作正義裁判。盡管我現在是個犯人，但當我遇到這種使人興奮的史無前例的事跡，又怎能不使我撫今追昔地感到特別興奮呢？
像那些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帝國主義戰犯，他們個個都是從自幼就飽受了“天皇製”和軍國主義的反動教育，他們靈魂深處，都滲透著法西斯的凶惡血液，他們之中，有的人是雙手曾經沾滿了我國同胞鮮血的侵略軍的上層分子；有的則是專門喝人血吃人肉的警察憲兵和特務；有的則是專門推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日本官吏；還有的則是手執屠刀親自下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這些人不問可知，都是在根深蒂固的反動教育影響下，變成了喪盡人性的凶狠野獸。可是這些窮凶極惡的日本法西斯強盜們，現在卻都在我們祖國的莊嚴法庭上，在偉大的中國人民正義力量麵前，不但都深深低頭認罪，並且有的戰犯愧悔感激，泣不成聲，所有受裁判的人都表示心甘情願地服從我國人民的嚴正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