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複雜而沒有重點
讓我們“聚焦”一下各類法外經濟活動的共性。這就是，相當一部分產生收入的經濟活動與法律不相幹，或者幹脆違背已經頒布了的法律和規章。這裏，“不相幹”意味著交易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和服務，而違背現存法規，通常意味著要追加費用。我的問題來了：法外活動與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合並到一起？畢竟，大家都認為——大量經驗也可以提供佐證——市場經濟需要法律服務，而市場競爭迫使參與者不得不對節約費用敏感。
我認為，相對於人口如此眾多的中國農民而言，現有的法律法規過於複雜而缺乏重點——這可能是事情的一個症結所在。法律“過於複雜”是明顯的吧！僅僅涉及農產品交易和土地產權的政策法規，像楊小凱這樣世界一流的經濟學教授，要帶領助手整理出十幾個大表格，才知道大概的眉目。要普通農民搞得清清楚楚，不免文不對題。委托法律專家去打理嗎？那遍布城鄉的法律服務機構又何處可尋？
相比之下，“缺乏重點”更為致命。我這裏講的“重點”，指的是為最基本的農民財產權利——主要就是土地、房產和勞動資產的權利——提供基本的法律界定和執行保障。不要以為這是烏托邦式的理想——我已經在前麵發表的文章裏講過——參照經濟史和法製史，給定今天農村的文化人口和政府機構數目，當今中國為所有農民的基本財產立一紙文契，並保障基於產權和自願的基本交易秩序，完全可以辦得到。有了這個重點，農民可以從法律服務中受益，不會漠視法律的存在，並且才可論及其他。
特殊規則不能遠行
可惜，能夠辦到的重點被忽略，而已經過於複雜的法律體係，卻日複一日複雜得更上層樓。結果，我們就有了一個法不責眾的環境。我很喜歡看《秋菊打官司》，不過我也不能不歎息，要是現實裏種地、做生意的農民為了經濟事務，要幾上省城才討得一個“說法”，我們還有沒有充足的理由指責他們的法外經濟行為？
是“法律界定權利”不能普遍供應，才使法律製度的替代品占據著廣袤的地域。農村裏的血緣、家族、朋友、習俗、慣例、權力靠山甚至武力，都具有“界定產權”、保障交易的功能。不同的是，這裏通行的不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是“特殊規則麵前各各特殊”。“特殊規則”的含義是，一種行為究竟可以還是不可以（權利是也），永遠沒有普遍而一致的準則，要因人製宜、因事製宜來決定。
“特殊規則”的主要缺點，是不能為大範圍市場交易提供秩序。市場範圍擴大了，費孝通先生當年定義的“陌生人”之間要發生經濟來往，交易要變得集中和複雜，“特殊規則”就難以應付。好比一個十字路口，在交通流量小的情況下，“特殊規則”可能無傷大雅。等到人潮洶湧之時，讓年歲大的先走？讓官大的先走？讓體弱的先走？讓婦女、兒童先走？還是讓著急的先走？各有各的道理，但統統都要亂套。此時要秩序和效率，非有一個簡明而普遍性的規則不可。比如“先來先走”，或者“綠燈行，紅燈停”，路就通了。
從法外世界汲取營養
不要認為普遍性規則是專家設計出來的。從來沒有那回事。“紅綠燈準則”通行天下，是錯了又錯、改了又改、試了又試的結果。從起源的意義上，我們不妨大膽推斷，人間所有的法律全部起源於“法外”。大法學家說，“法先於立法”，應該也是這個意思吧？
從現實的角度看，既然農民在法外經濟裏可以賺到錢，多少總有一點道理。是的，有人大賺“黑錢”——通過損害買家而獲利——那是要依法加以“收拾”的。問題是，在驚人龐大的法外經濟活動裏，有許多是完全可以合法經營的生意。別的我就不再重複舉證，鄉鎮企業按照《公司法》向社會發行股票，投資人要找一個櫃台互相交易手中持有的股票，為什麼一定就是非法的？把有益無害的，或者略有瑕疵、不難規範上路的農民經濟活動，輕而易舉劃為“非法”，不但徒增實施法治的難度，而且放棄了從法外活動汲取立法“營養”的機會。
問一條曆史經驗：包產到戶、投機倒把之類，還不都曾經是法外世界裏的嚴重罪名，要不是後來經曆千難萬險轉為“法內”，農民收入可以那樣大幅度地提高嗎？是的，大膽、謹慎地清理一次農村法外世界，那裏也許有神來之筆。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之十二)
200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