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副產品
在分別討論了事關農民收入的一係列事件——糧食交易、土地產權、資產契約以及“地盤經濟”——之後，我們來談城市化。鑒於近來“規劃城市化”的潮流大漲，讀者要容本文唱一點反調。我不是要反對“城市化促進經濟增長”的命題，而是不能同意，以為既然政府已經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觀規律”，就有能耐通過“規劃”城市化來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觀點。
規劃困境
的確，“城市”——人口和各種資源在空間上的積聚和集中——的形成，從來是非常“主觀”的事情。以北京為例，“六朝古都”的故事，人人皆知。不過曆史上沒有把北京當做都城的朝代，未必就違反了什麼“客觀規律”。長安時代，盛唐名揚天下之時，君王與百姓似乎過得也不壞。論今朝，要是毛主席當年決定把首都定在“虎踞龍盤”的南京城，你以為那裏就辦不成奧運會嗎？
問題是，城市是數之不盡的“主觀”在競爭中“湊”到一起的結果。揮舞權杖，劃鄉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來不來“湊”，最後可以“湊”到什麼程度，向來由不得政府一家。糧食能不能集中、水怎麼樣、買賣是否彙聚、交易會不會紅火、“人氣”如何……瑣碎的事情無數。一個城市最後在哪裏紮根，究竟能不能“做大”，要在瑣碎中定乾坤。官家下令“造城”，倘若民間不“買單”，造一座空城沒有什麼意思吧？要強來嗎？“阿房宮，三百裏”成為毀滅城市文明的導火索，可是有史為鑒。
比較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商業中心的城鎮，向來是自由市場的產物。關於希臘“城幫經濟”，史家和理論家一致認為，那是“自由民”的傑作。後來的倫敦、紐約和老上海，離開自由市場不可想象。我國明清年間的四大名鎮，又有哪一個是靠官家“規劃”而成的？
道理在於，組成城市的各種要素，一旦集中到甲地，就不得不放棄流向乙地。要比較每一種要素流向何地對它的主人為優，“瑣碎信息”無數，需要靠“分權、自由流動、自主交換”的體製才處理得了。“中央計劃”當局以為用一個“主觀”代替無數相關的“主觀”來作決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學、更偉大。可惜試驗的結果，到處一敗塗地。你有沒有看見，為了料理那個曾經輝煌的“中央計劃工業化”的後事，人們多麼辛苦！如果連規劃產業那樣的簡單功課都沒有做好，要“規劃”城市化，豈非癡人說夢？
可怕的大獎
正在升溫的“規劃城市化”，種種宏圖偉略，不過是設了大獎的說夢比賽。第一個大的“獎項”，我在前麵的專欄文章裏已經論及，就是那個“國土製”。農民的土地，隻要轉為城鎮用地，立馬變為“國土”，成為某一級政府的稅外財源（外加官員個人可能在征地、審批、立項等環節裏的“腐敗”機會）。如此重獎之下，“城市化”早就如火如荼，怕是不再需要學者為文“論證”了吧？
第二個大獎更厲害，叫“行政級別升等”。城裏的讀者，對“鄉改鎮”、“建製鎮”之類可能不甚了了。不過隻要一提“縣級市”、“地級市”，大家要明白這些稱謂對官員的“意義”就不會太困難。原來，我們這裏的城市化正在被“行政升級”所驅動。這可比前一項大獎更有刺激力。因為“圈地為城”是可能落空的，要是各方就是不買單，政府圈地“升值”的美夢就可能破碎。但是，行政升級一旦發生就是“實”的：官員的級別、人數、機構和預算，都因為行政升級而發生“用數字可以計算的”變化。所謂“農民負擔”問題，與此大有關係。
更加危險的“城鎮化”
比較起來，“城鎮化”可能比“城市化”還要危險。道理在於，鄉鎮是整個國家政權金字塔的底部，代表正規的國家機器直接麵對農民。在這一行政層次上，官員的收入水平低、升遷的機會少，本來就內生著種種升級無門的“緊張”氣氛。現在“城鎮化”大張旗鼓，還不是要把這種緊張氣氛大大釋放一把？三數年前，有人“規劃”全國將出現5萬個小城鎮，每鎮吸納2000個農民就業，就是1億之眾。數字何其誘人！隻是我們不妨檢驗一下：幾年來全國小城鎮究竟實際容納了多少農民？又“開發”了多少農地？增加了多少幹部人數、機構連同他們的“花費”？
這不是說“小城鎮”就一定沒有戲文可唱。如同“城市”一樣，鎮同樣可以積聚、集中經濟資源。問題在於，政府同樣沒有足夠的信息處理能力來“規劃”什麼“城鎮化”。哪裏可以興鎮，哪裏隻能勉強為之，哪裏幹脆搞不成，是高深莫測的學問。靠“國土製”加“行政升級”來刺激，“城鎮化”吸納農民勞動力的“預期”沒有實現之前，土地濫占、官僚膨脹、鄉鎮債務危機、農民負擔等就可能“升級”到不堪重負的地步。“危險”一詞，由此而來，應該不是危言聳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