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應該說八十年代文學藝術的熱鬧其實是不正常的，因為經過文革十年文學藝術的空白，剛剛進入改革開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還不成熟，到了八五、八六年，情景就大不一樣了，湧現出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期待他們能用自己的作品，清算文革的罪行，推動思想解放。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老百姓日常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台彩電還值不了一條好煙，各種藝術門類，各種娛樂方式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人們打發業餘時間的方式太多了，導致小說、詩歌的讀者減少，當然也導致電影觀眾的減少。張：我跟莫言一樣很懷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們人類有一個通病，在結束了一場災難之後，特別願意思考，中國的十年文革結束後，日本的二戰結束後，包括歐洲、美國，在之後的一段時期，可能是藝術特別有質量的時期，每個人都很關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況。現在是和平時期，出了那麼多大師的日本電影現在也不景氣。和平時代豐衣足食，娛樂和消費成為主流。嚴肅的藝術就失去了觀眾，剩下的就是好萊塢的流行。在這個時代，做導演比做文學家幸運。因為電影還有一個片種是娛樂片，比如我現在拍的武俠片《英雄》，當然我也要講求藝術性，但也隻是一個動作片的包裝而已；而做一個從事嚴肅文學創作的作家，致力於創作有深度的作品，讀者就會越來越少。莫：所以有人說，中國就隻剩下一個讀者，那就是張藝謀。（笑）
張：沒人讀你們的小說了，你可以隨便寫。比我們自由多了。（大笑）
大江：我也是一個讀者不多的作家，七十年代有過一批讀者，三十年過去了，還是沒有太多，所以我也很自由，願意寫什麼寫什麼。
張：我覺得我當不了作家。我所有的電影都是由小說改編的，我覺得最難的是放一張白紙，或擺台電腦在麵前，讓我從零開始。所以，我很佩服作家，他怎麼就能寫出那麼多故事來呢？
莫：還是張藝謀了不起，能把我們的白紙黑字變成一部色彩絢麗的電影。太麻煩了！小說改編成電影，絕不是也不應該是照搬，而是一次再創作，再提高。中國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講之所以還能夠寫，是因為至少還有個張藝謀。你要不當導演，就又有一半人不寫作了。（眾笑）張：不會。
大江：如果說張藝謀不當作家有人後悔的話，那肯定隻有張藝謀一個人；但他要是不當導演，更多的人不答應，包括莫言和我，包括很多觀眾。所以你沒當作家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作家的自由與導演的無奈
大江：剛才聽到二位的談話收獲比較大。我還有一個問題，生活在目前的中國，你們通過作品最想表達的是什麼？這個問題是電視編導安排的，我不想問，因為在日本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我沒法回答，我隻是說，我剛剛寫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達的，你抽象地讓我回答，我回答不出來。所以這個問題我不問你們，但是如果你們就這個問題有興趣回答，我們的錄像帶很長，你們可以隨便說說。張：那我就浪費一段吧。我其實總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我有時候也冠冕堂皇地說，最關心的是人，聽起來挺深刻挺高雅。其實我自己沒有很認真地去問過自己，你到底想弄什麼？我有點像逛商店，不知道想買什麼時，突然被一個東西打動，不知道為什麼就喜歡。有時候很可能是一種視覺的東西在吸引我，對我來說就是顏色，對！顏色。我對視覺的東西是很敏感的，很迷戀的，很希望莫言能再寫一個特別有顏色的作品，我就會覺得很興奮。莫：一個作家有時候實際上做不了自己的主，本來今天想寫一個反腐敗題材，明天突然對另一個題材發生了興趣。有很多小說寫一半就放下了，放下後就永遠撿不起來了，我最近有兩個長篇的開頭都作為中篇發表了。當時覺得很興奮，寫了三五萬字，突然又覺得靈感全無。在今後的創作中這種情況肯定還可能出現。從某種意義上，我是跟著感覺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管你做什麼不管你寫什麼，都要寫原創性的，惟一的。別人做過的，你就不能用同樣的腔調重複。最好是別人沒寫過，用的也是自己和別人沒用過的手法。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不過我們可以把這當做終身追求的目標，哪怕實現了自己構想的30％，這部作品就非常好。
張：這點也太自由了，你可以寫一半擱那兒，不寫了。我們有時候準備拍了，劇本弄好了，班子搭好了，突然找不到感覺了，就覺得真沒勁，但又非幹不可，還得挺著，在整個創作人員麵前裝作胸有成竹，充滿信心，因為所有的人都看著你。你已經覺得肯定拍不好了，因為你沒有激情。這就是導演與你們作家的區別，完全身不由己。莫：我寫不下去還可以撕掉。
張：你多方便。
大江：我還沒有莫言這種情況，我一旦寫起來就會把這部作品寫完，我的習慣是重複，不滿意的地方改，往短裏改，一般改六次，就達到了我基本上想要的程度。我這樣說，張導演可能有些失望。因為他剛說小說家可以隨便扔。
張：碰上一個不扔的作家。（眾笑）
200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