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八大前後，在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發生了內部流血衝突事件；在國內，也發生了多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和群眾遊行請願事件。這些因素促使我們黨開始思考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領導和群眾之間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提出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從而解決了政治工作的方向、方針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機製問題，找到了政治和經濟有機結合的途徑。
但是，從1957年5月反右派鬥爭開展以後，毛澤東逐漸偏離了黨的八大路線和他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他認為，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依然麵臨著資本主義道路和挑戰，亟待鞏固。為此，一方麵，要補社會主義革命不足的課，要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另一方麵，要加快建設速度。同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講到：“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鬥爭，從現在起，可能還要延長十年至十五年之久。”這個時限的根據是什麼呢？“必須懂得，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隻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充分建成了。”顯然，毛澤東的思想邏輯是：右派的進攻是由於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不鞏固，而解決這一政治問題的關鍵在於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但目前生產力還很不發達，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這就必須加快建設速度。
毛澤東在這裏，把生產力是否充分發展，看作社會主義能否鞏固的關鍵，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正確的。但僅從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必要出發，不顧客觀條件提供的可能性，低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盲目強調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就要犯主觀主義的錯誤。
這種急躁冒進思想在毛澤東頭腦中的再度抬頭，使他執著地認為，1956年倡導反冒進是錯的。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公開對“反冒進”提出批評，說1956年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這些都要恢複。他還修改了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0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得速度更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
八屆三中全會後，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觀點和加快建設速度的主張，開始為全黨所接受，並有所發展。11月6日，劉少奇在北京各界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根據毛澤東的思想指出：反冒進“是妨礙事業發展的，是損害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各方麵的潛在力量的發揮的”；“僅有經濟製度上的變革，還是不夠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是一個長期的鬥爭”。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的祝詞中，又正式宣布了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的用15年時間，在鋼鐵和其他工業產品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的戰略目標，把高速度具體化了。11月13日和12月12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和《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論證農業發展綱要和多快好省方針是“正確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批評“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