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文學研究(一)(3 / 3)

②Ibid.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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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劉明景: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係教授)逆轉的升華

——《所羅門之歌》對《看不見的人》文本的喻指

鄔帥劉明景喻指是有著非裔美國文化特色的語言現象,喻指理論分析了喻指在非裔美國文學中的運用。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亨利·路易斯·蓋茨的喻指理論分為兩大部分:語言和意象的喻指、文本的喻指。文本的喻指是指非裔美國作家作品以不同的語篇方式對同一文學主題的深化和發展。非裔美國文學文本的喻指本質上是作家通過創作具有相似性的小說對文學中的重要主題和修辭策略進行繼承或改寫。

非裔美國文學發生發展始終存在一個主題:非裔美國人的身份問題,因此這也成為文本喻指中尤為重要的因素。本文想以主題為線索,分析莫裏森的小說對艾裏森《看不見的人》在討論非裔美國人身份問題時的喻指關係。

一、《所羅門之歌》對《看不見的人》繼承性喻指

在《看不見的人》這部艾裏森唯一出版的長篇小說中,作者以成長小說的形式,借小說敘述者,也就是主人公之口,回顧了一位普通美國黑人的親身成長經曆,從而真實地道出了在美國這個多民族的社會,不管是曾經成為奴隸製發源地的南方,還是自詡為自由之地的北方都充斥著種族主義危機這樣一種無法逃避的社會現實。

艾裏森在《看不見的人》中對現代社會中人的身份提出了疑問。主人公的無名無姓也正是這一問題的象征所在,在白人中心的社會,非裔美國人微不足道,因而他們的身份變得無關緊要,甚至可以不具有任何身份。莫裏森以《所羅門之歌》對《看不見的人》提出的身份問題進行了繼承性的喻指,相似的情節出現在麥肯·戴德被喝醉的官員胡亂取名的細節上。

其次,對身份問題的繼承性喻指還表現在兩部小說相似的敘事模式上。二者都采用了美國小說中流浪漢小說模式,都是以青年主人公的成長經曆為敘述對象,並通過主人公的視野和經曆反映社會現實,展現非裔美國人麵對雙重文化的衝擊所產生的身份困惑。在《看不見的人》中,主人公不斷編織著理想的美夢,又總是重複著夢想破滅的現實,於是他決定成為一個“沒有形體的聲音”,因為隻有這樣似乎才能讓社會來感覺其存在。《所羅門之歌》也描寫了一名綽號叫“奶娃”的黑人的成長經曆。從迷惘混亂的思想到成熟清晰的認識,這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經過一係列象征性的行為,他最終獲得了他自己的身份和價值。

通過他們的成長經曆和思想成熟的過程,反映出作者對於確定個人身份和歸屬問題的思考。這一思考隨著小說結束時的高潮部分得以實現:“看不見的人”點亮地下室億萬隻燈泡,表達他對社會現實的抗議;“奶娃”縱身躍下所羅門台,表現出他的覺醒。

另外,《看不見的人》中使用到多種多樣的黑人民間文化形式,包括黑人音樂、民間傳說、民間人物形象、宗教活動等等,這些民間文化也在《所羅門之歌》中得以繼承。艾裏森認為非裔美國民間音樂和傳說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幾乎每一重要的篇章都有演說、布道、吟唱。比如:第一章的中心事件是主人公在白人的聚會上背誦畢業致辭;第五章裏來自芝加哥的巴比牧師以表演的方式追述黑人大學創始人的生平;還有主人公喜歡在地下室裏放阿姆斯特朗的爵士樂唱片,以驅散“地洞裏死一般的寂靜”。不僅如此,黑人布魯斯的憂婉旋律還是整部小說的基調。《所羅門之歌》也同樣大量使用非裔美國民間音樂。從開篇宗教儀式般的歌聲,到派拉特家中和諧的吟唱,再到“奶娃”尋根途中偶然聽到的童謠,這些貫穿始終的民間歌曲對小說諸多情節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兩部小說中都大量運用象征手法,《看不見的人》中的黑色和白色用以象征黑白兩種文化的關係,充分表現黑白兩種異質文化的對立。《所羅門之歌》中的尋寶之旅和旅途中的一係列寓意為受洗的行為是作家使用象征手法的一大特色,而且“飛翔”這個主題象征意象在《看不見的人》中也得到了表述。

對艾裏森而言,民間文學始終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它不隻是一種體裁,而且應當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甚至救贖的功能。對莫裏森的《所羅門之歌》而言,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二、《所羅門之歌》對《看不見的人》改寫性的喻指

前文提到一個共同的主題——非裔美國人的身份問題,改寫性的喻指則建立在對文學主題的重構上。對於非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艾裏森試圖超越種族性來探討現代美國所麵對的問題。《看不見的人》的中心主體是突出主人公在雙重文化衝突中逐步發現自我實現其真正存在的過程。雖然他永遠努力實現自己,並致力於各種計劃,但他仍然沒有徹底獲得獨立的人格,沒有實現其真正存在,在一個白人文化站絕對主流,黑人文化被壓迫的社會環境中,黑人要抵禦這種文化侵蝕幾乎是不可能的。艾裏森希望可以跳出種族主義的障礙,然而,種族主義卻是曆史事實,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於是作家試圖超越這種障礙來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當時環境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所羅門之歌》和《看不見的人》一樣,也是一部發現自我尋找自我的成長類小說。莫裏森也關注著同一個主題,並且對這個主題進行了深化和改寫,以此提出自己對非裔美國人身份認同的觀點。重述同一主題,《所羅門之歌》並不是簡單地對《看不見的人》進行重複的敘述,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寫。

雖然在敘述模式上二者皆采用了流浪漢模式,但二者的敘述手段卻存在英雄與反英雄的區別。美國文學中的傳統敘述模式是由南向北發展,這源於奴隸製時期南方非裔美國人對北方自由之土的向往。《看不見的人》采用了傳統的模式由南向北探尋。而莫裏森對艾裏森改寫性的文本在於她改寫了這個傳統的敘事模式,塑造了一個定居在北方的非裔美國人重返南方尋根的故事,這也展示了作者對現代非裔美國人精神世界的把握。通過這樣的改寫性喻指,莫裏森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那就是非裔美國人身份的認同不能拋開傳統文化而孤立思考。兩種文化價值觀的衝突導致了“奶娃”開始階段的混亂和盲目:以祖父和姑媽彼拉多為代表的南方傳統文化和父親麥肯·戴德為代表的金錢至上的北方文化。在文化衝突中長大的“奶娃”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於幾乎喪失了判斷事務的能力。他會厭惡父親的做法卻成了父親的“收租人”,喜歡姑媽彼拉多的一家卻可以把她打倒在地。最後隻能選擇的逃避方式就是離家出走,但也抱著尋寶的夢想,認為物質財務可以幫他獲得自由。然而在當地人的幫助下,通過一連串儀式般的活動:狩獵、遊泳、換裝、昏迷等,他獲得了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歸屬感。

從“看不見的人”的個人奮鬥到“奶娃”傳統支持下的奮鬥,莫裏森在對個人的身份問題的思考上,添加了明確的前提,從而實現了對文本的改寫性喻指。在對《看不見的人》進行喻指的同時,講故事的路線出現了逆轉,由南到北的希望之行到由北往南的尋根之旅,這兩部小說構成了南北文化間的完美的循環,顯示了在非裔美國人身份認同形成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不可分割的聯係。因此,《所羅門之歌》對《看不見的人》的喻指使非裔美國人身份和價值的主題得到了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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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帥: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劉明景: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係教授)

不是在沒頂而是

在揮手

——絲蒂薇·斯密斯評述

李玲20世紀英語現代詩歌的開始以意象運動為標誌,現在人們談及現代主義詩歌傳統必先言及托·斯·艾略特和龐德,似乎唯此二巨頭便別無可稱道者。縱觀英國詩歌的發展曆史,人們會發現這一傳統在一戰之後的三四十年代,特別是二戰之後有了極大的改觀,現實主義詩風,運動派詩歌,寫實主義手法紛紛占據了詩壇的主導地位,成為強勢之音,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批評家用後現代主義來界定這眾多的文學現象,但細膩的觀察者會發現這一定義的不足和不夠到位,因為在這些強勢之音之外,另一個聲音以“他者”的姿態漸漸引起人們的注意,使人們把注意力聚焦於詩壇主流話語之時,又將目光轉移到一群來自外圍的女作家身上,評論家用另一個名詞“跨現代主義”(此為本文作者譯,英文是Intertmodernism)來定義這一看似另類的群體,給他們貼上“激進的怪人”(radicaleccentrics)的標簽,絲蒂薇·斯密斯(StevieSmith,1902—1971)即是其中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位20世紀上中葉英國詩壇上十分特殊而又具廣泛影響力的女詩人。英國評論界稱她為“英國文學中最具獨創性的作家之一”。“絲蒂薇·斯密斯是最廣泛地被當今各家詩歌定本選入的現代英國女詩人,沒有一本現代英國詩歌選集不選她的詩作。”(Sternlicht,1991:2)絲蒂薇在當時文學多元化的態勢下,不追隨任何思潮和流派,默默地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觀察著周圍的世界,以女性獨特而敏感細膩的眼光,以極具個人特征的語言創造意識,敘寫著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她既寫小說又寫詩歌,還寫散文和書評,她的詩歌詼諧且幽默、平淡又沉重、細膩而灑脫,成為當時複合樂音中一個動人的音符。

絲蒂薇·斯密斯1902年9月20日出生於約克郡的哈爾地區,原名弗洛倫斯·瑪格麗特·斯密斯,1922年改名絲蒂薇·斯密斯,她更喜歡別人稱她絲蒂薇(本文引用這一稱呼)。母親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師的女兒,父親家裏從事效益很好的造船業,父親曾想當一名海軍軍官,婚後不久便厭倦了家庭生活,後又因生意的不順和不太成熟的個性,在絲蒂薇4歲時,他最終拋棄了妻子和兩個女兒。沒有了經濟來源,同時也為了給孩子們尋求更多受教育的機會,母親帶著絲蒂薇和姐姐莫利來到倫敦郊區,與孩子們的姨媽住在了一起。姨媽一生未婚。1919年母親病逝後,絲蒂薇與姨媽相依為命,共同生活了近50年,直到1968年96歲的姨媽去世。她們住在倫敦郊區的帕爾默·格林地區,絲蒂薇把它稱為“女性之家”(ahouseoffemalehabitation)。在這個喧囂的城市邊緣,她們過著簡單而平靜的生活,沒有多少社交,也很少與外界接觸,絲蒂薇因早年父親的離棄而對男人的責任心產生極大懷疑,也不想受到家庭、孩子的羈絆,盡管她有過兩、三次公開的戀愛,但終身未嫁,一直過著一種孤獨和寂寥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使絲蒂薇養成了慣於獨處的性格,她常常進行內心的自省,並反觀自我,養成了自己在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創作思維方麵不易受外界幹擾和影響的個性。

絲蒂薇在帕爾默·格林中學畢業後,進入北倫敦女子學院就讀,後來還參加了位於倫敦中心的霍思特夫人秘書培訓學院進行6個月的學習,隨後開始了長達30年的秘書工作——在雜誌社為出版商做秘書。在雜誌社的秘書工作使她有大量的時間和途徑閱讀和追蹤文化和媒體的動態和趨勢。她利用業餘時間博覽群書,以快速和大量的閱讀來彌補自己在文學方麵無法得到的高等教育。她像許多西方作家一樣,靠自學,特別是非凡的心智和濟慈提出的“客體感受力”(NegativeCapability),將主體和客體,理性和感性融合為一,並思考了美、想象力同客觀真實的關係,自覺地將詩人的個人情感和經驗融入客觀事物當中,用心靈去擁抱客觀世界,以達到詩人的主體與外界客體的結合,使二者的關係相互擁有、相互滲透和相互依存。她承認閱讀過19世紀而不是20世紀的文學作品,威廉·布萊克、愛德華·裏爾、華茲華斯都是絲蒂薇喜歡閱讀的詩人,廣泛的閱讀、個性化的觀察視角和訓練有素的內心體驗,使得她以一種內在的需要從傳統中汲取有益的養分,並且又把傳統的繼承內化為自己的感受再用文學創作表達出來,形成了自己清新脫俗、獨特創新的詩歌創作風格和詩作。

絲蒂薇是一位勤奮的詩人,她認為“一個詩人就應該一直做自己的事而不受周圍人們對自己形象的看法的幹擾”。同時她對自己在當代英國文學的地位非常有信心,她說過:“時間一定會給我一席之地,不是嗎?”絲蒂薇的寫作始於1924年,1935年她第一次在《新政治家》(NewStatesman)發表6首詩歌,之後她又寫小說,1936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黃頁上的小說》(NovelontheYellowPaper),作品采用意識流的表現手法和寫實的敘述相結合的形式,混合童話構思、電影俚語、外來語和高度智慧性的哲學話語,產生了獨特的、給人耳目一新的藝術效果,得到極大好評,絲蒂薇似乎一夜成名。這大大鼓舞了她。接著她的第二部小說《超越邊界》(OvertheFrontier)和第三部、也是最後一部小說《假日》(TheHoliday)分別於1938和1949年出版,她的小說從自身的角度描寫和反映了當時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狀況。但絲蒂薇更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個詩人,就在同一時期,她的詩歌作品也獲得廣泛承認,詩集《所有人的美好時光》(AGoodTimeWasHadbyAll)和《隻對一個人溫柔》(TenderOnlytoOne)分別於1937年和1938年問世。這兩本詩集都得到人們的關注,詩集彙合詩歌、諷刺詩文、疊韻,絲蒂薇獨特的幽默吸引了評論界和讀者,人們對她對死亡這一沉重的話題表現出的輕鬆和不經意,平淡中帶著淡淡的調侃的語言風格表示驚訝和困惑。

二戰後,因親曆戰爭對心靈的強烈震撼,絲蒂薇的創作力得到進一步的激發,然而她的詩歌漸漸不再時尚,生活艱難、經濟拮據、出書困難,對單調低薪的秘書工作的厭倦,身體的每況愈下,缺少同齡朋友的支持幫助,姨媽身體每況愈下,恢複無望,需要無微不至的照顧,所有的一切使她對苦悶的生活產生了絕望。1953年7月1日,無助的絲蒂薇在辦公室割腕自殺被救,不得已從工作了30年的出版社退休,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她寫下了著名的詩歌《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NotWavingbutDrowning)。幾經周折,詩集於1957年出版。她的生活和創作出現了新的轉機,她又從人生的低穀中走了出來。評論界的許多重要人物都對她的作品給予稱讚,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早期,她和她的詩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BBC電台,她用自己走調又帶童音的嗓音朗誦自己的詩歌。1959年BBC播出了她的廣播劇《向外轉》(ATurnOutside)。人們讚賞她出眾的聲音和獨特的文學才能,她的詩作似乎改變了評論界的評判標準和大眾的欣賞品味。1959年,她的畫冊《色彩貓》(CatsinColor)出版。1962年,《詩選》出版。1966年是收獲甚大的一年,她獲得喬爾蒙德雷詩歌獎,同年她的另一本詩集《青蛙王子和其他詩歌》(TheFrogPrincessandotherPoems)發表,評論界認為“她是當今英國最富原創性的詩人”。(Sternlicht,1990:14)1969年11月,絲蒂薇獲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親自頒發的女王詩歌金獎,她的聲望達到了頂峰。1971年3月7日,絲蒂薇因腦瘤去世。她的聲譽在去世以後一直有增無減。她的《蠍子和其他詩歌》(ScorpionandOtherPoems)、《詩集》(CollectedPoems)相繼出版。1977年,講述她生平和創作的戲劇《絲蒂薇:來自絲蒂薇·斯密斯的生活和作品》(Stevie:APlayfromtheLifeandWorkofStevieSmith)在倫敦上演,獲得成功。次年,這部戲劇又被改編成電影上映,反映良好。絲蒂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研究和評論,關於她及著作的作品日見增多。

絲蒂薇的寫作生涯可分為兩大階段,二戰前,她是以小說活躍在文學界。戰後,特別是50、60年代,她的詩歌確立了她輝煌的文學地位。其間絲蒂薇也寫短篇小說、散文、書評和廣播劇。她早期的詩歌集《所有人的美好時光》(AGoodTimeWasHadbyAll)共有76首詩歌,涉及童年、青少年、兩性關係、父母和孩子、上帝和宗教及死亡的主題。題目《所有人的美好時光》就是一個諷刺,“好時光”指Eros的,但詩歌裏沒一個人物,特別是沒一個主人公有很多好時光,一切都很矛盾,猶如敘事詩“Barlow”:

我越來越喜歡Barlow

我思念他很多

有時我想我在與他談戀愛

但又不希望這樣

她的詩歌也令人沮喪,如《原諒我原諒我》(ForgiveMeForgiveMe):“原諒我原諒我因為我站在這裏/身邊既沒朋友也沒愛人/隻有我個人的腳步在荒蕪的沙子裏。”(GT,19)

《迷路的小男孩》(LittleBoyLost)描寫了孩子對失去父母或與父母分離的擔心和恐懼,它會使讀者想起威廉·布萊克的《這迷路的小男孩》和《一個迷路的小男孩》,但絲蒂薇的小精靈般的男孩對他所處的狀況有一種成熟和堅韌的接受:“我愛過爸爸,媽媽和家嗎?/不是那麼多;但現在它們都走了/我想著它們時帶著一種善意的寬容/不可避免地引起分離/真的如果我能找到一些事物/我該會足夠快樂地呆在這樹林裏。”(GT,65)孩子的聲音天真裏混合著必須承擔的壓力下的堅韌,因為一瞬間一個天真無辜的孩子就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這首詩歌與絲蒂薇的生活經曆有關,父親早年的拋妻棄子,給她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傷害和心理的創傷,或許是姨媽的愛和照顧,或許是成年的她慢慢變得寬容、堅強,學會了接受生活中無法改變的現實,學會了用一種樂觀務實的態度麵對現實,可以說,詩歌很好地表達了絲蒂薇對父母和孩子關係的感悟和曾經擁有短暫的快樂時光的追憶。

她的詩歌還表達了她對這種必須擁有而相處困難的男女關係的困惑和矛盾的心理,她自傳似的詩歌《爸爸愛小兒》(PapaLoveBaby),標題既是詩中孩子這一主角幼兒般的話語也有點纏繞不休,但貶抑蔑視了父母:

我媽媽是一個浪漫的女孩

所以她嫁給了一位頭發卷曲的男人

後來他成了我不令人尊敬的爸爸

……

我筆直地坐在我的嬰兒車裏

希望媽媽沒有如此愚蠢的婚姻。

……

……後來爸爸逃向了大海

……

我沒悲傷

但我想或許應該責備我。(GT,11)

絲蒂薇的詩歌對死亡這一永恒的主題也有獨到的看法,在《迪本河》(TheRiverDeben)中,沒頂(Drowning)的甜蜜,盡管死亡的結局“不請自來”(GT,51),在《上和下》(UpandDown)中,忙碌的世界使詩人沮喪絕望,以至無法忍受而渴望死亡:“我將非常高興當到了生命的盡頭/所有刺耳的聲音也將結束/我的心,依然如黑夜,掩藏、下降。”(GT,27)在《沒有愛能永遠嗎?》(DoesNoLoveLast?)她想到了自殺:

我在幻想中看到

我的身體散開

那在一陣狂亂中

我被拋下來

“身體破碎,鮮血淋漓”

沒有愛能永遠嗎?(GT,66)

她認為,當這個世界令人失望,死亡總是一種選擇,如在《永遠不再》(NeverAgain)中:“當我有足夠的/不能我將起來/走向我父親我會對他說:/父親,我已經有足夠。”(GT,64)基本上來說,她在這些詩歌中關於死亡的觀點簡單平實,無太多的宗教神學說教。

《所有人的美好時光》中的詩歌變化自如,諧謔滑稽,在孩子般的幻想中,人們似乎感覺到了現實的冷峻。這本詩集像羅伯特·弗羅斯特的第一部詩集《少年的心願》一樣,明顯地表露出一個初出茅廬的詩人在摸索創作之路,在尋找自己的創作風格,昭示著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的熠熠光芒,這顆耀眼的新星登上了英國詩歌的大舞台。

《隻對一個人溫柔》(TenderOnlytoOne)是絲蒂薇的第二部詩集,她犀利鮮明的智慧、令人驚詫的敏感性,在這裏得以更好地表達和釋放。66首詩歌,關於死亡的有27首,可以說這部詩集的基調就是死亡詩。如《來死》(ComeDeath),她譴責耶穌,因為他設置了死亡的恐懼。

老僧的話多愚蠢,

在生活中記住死亡

……

基督教的工作多無益

教人類

永恒中的勇氣。

誰寧願死

靜靜地躺下

躺在草地裏

身邊有或沒有上帝?(TO,22)

相對於死亡,生活是一種更令人恐懼的愚蠢的幻念,宗教信仰使人們不能得到心裏的平靜。在她的心裏,生活的感覺就如悲劇一般,她希望生命會自己消失。《帶有膨脹艙門的高傲的死神》(ProudDeathwithSwellingPort)

帶有膨脹艙門的高傲的死神來時攪亂了平靜

他帶走名士留下慈愛

如此多的名人他們必須得死。

而所有愚人依然呆在後麵

死亡的陰影在召喚。

絲蒂薇的《隻對一個人溫柔》比第一部《所有人的美好時光》語調更悲觀、更神秘、更富有哲理,天真無邪的童音漸漸消退,憤世嫉俗、孤寂的女聲越顯清晰有力。隨著第二部詩集《隻對一個人溫柔》的出版,她的聲譽名氣已如洗去汙泥的青瓷,熠熠生輝,光彩奪目。她的創作日臻成熟,自成風格。與前兩部同期出版的還有第三部詩集《媽媽,男人是什麼?》,這也是她小說創作時的早期詩歌作品,正如菲利普·拉金對她這時作品的評價:“絲蒂薇看到我們在一些地方沒看到的東西,做出近距離射擊,當她把這高高舉起,迫使我們承認那裏確實有種東西,盡管我們此前從未看見。”(PhilipLarkin,1962:416)

二戰結束後,絲蒂薇的詩歌創作又如戰後的經濟複蘇一樣,從戰爭的荒亂廢墟中逐步崛起,走向又一個輝煌。她50年代的詩歌作品主要有詩集《哈羅德的跳躍》(HaroldsLeap,1950)和《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NotWavingbutDrowning,1957),她的遣詞更為簡約,情感日趨外展,投射出獨特的哲學人生觀和強烈的逃離現實,甚至人生的願望,她對現世的一切更蔑視、更犀利、更絕望。逃遁成了《哈羅德的跳躍》的主題,從現世逃離到死亡。如《一定把瑪麗爾帶出去》(DoTakeMurielOut),一開始,讀者以為是詩中女朋友試圖讓她與一紳士去約會:“一定把瑪麗爾帶出去/她看起來這樣憂愁/一定把瑪麗爾帶出去/她所有的朋友都走了。”(HL,32)讀了5個詩節後,讀者驚刹地意識到那男士原來是死神:“一定把瑪麗爾帶出去/雖然你的名字是死亡/她不會抱怨/當你與她在熊熊燃燒的火爐上跳舞。”(HL,32)

除了死亡,另一種遁世的方式就是走進恐龍時期史前時代的幻境,隻要時間:“在那時停止/噢,那時人類還沒出現/在那重要的早期/既沒有好的行為也無罪惡/沒有有知識的人的壓迫/沒有知識和人類。”(HL,70)這部詩集洞察人類黑暗的心靈,展示的是一種能夠得到理解和同情的視角,雖然她對死亡的存在感激不盡,她沒有考慮仁慈寬容、給人們提供永恒的上帝給人安慰的概念,而是接受上帝永遠讓人受折磨的信條,她與上帝的談話就好像神性依然存在,然而她的寓意卻是“我很懷疑你”。有評論家說,絲蒂薇“是我們這個時代為數很少的宗教詩人之一”。(Tatham,1972:318)

她的《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共有68首詩歌,幾經周折於1957年發表。絲蒂薇在古怪奇特和博大精深的字裏行間穿行,對自己的詩歌創作進行了更大的嚐試。她這些詩集充滿好奇般閑談似的韻腳、延長的詩行、喜劇似的韻律布局和尖酸的詞語為一體,施出全身解數使簡單、平實的詞句產生令人震驚的效果,那些支離破碎的語言意象使詩人得到全身心的放鬆,淋漓盡致地表達了痛苦、溫柔、悲傷、失落和絕望的情感。嚴肅與戲仿、天真與反諷、真誠與諧謔,這些相互矛盾的二元對立項在她的詩歌中相互穿插,同時並存。這部詩集裏絲蒂薇對作為詩人大膽施展天賦和才華的使命感予以極大關注,對權威意識的蔑視,對保守、墨守成規的同行的不屑一顧都在這裏得到體現。《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這個標題可以說是她詩歌創作生涯一個標誌性的符號,詩人在極度絕望的死亡中找到了救命稻草,置之死地而後生,從死亡的低穀中得以崛起,這也是筆者轉引改寫作為此文題目的緣由。以詩集題目為題的詩是絲蒂薇最著名的詩歌,詩中一個落水的人對活著的熟人抗議“我走得比你想象的遠得多/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他在懇求理解,但朋友認為他在玩弄人,“可憐的人,他總是愛戲謔/現在他死了,對他來說一定很冷”。他躺在那呻吟不停“噢,不,不,不,它總是很冷/……我這一輩子都走得太遠/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NW,13)詩人描寫了孤立無援、瀕臨死亡的人全部的絕望之情,也表達了人處於絕望時遊走生死之間的情形。一方麵,人之孤獨無助恰似死亡的來臨,孤寂中的生不如死,死是更真實的生。而麵對這樣的孤獨和死亡,敘述者的口吻是平淡的,仿佛他的一生早已經注定要走向遙遠的彼岸;另一方麵,絲蒂薇慣有的平淡、詼諧而與譏諷結合的語氣把孤獨和死亡描繪成人生的平常存在,沉重而宏大的敘事悄然隱藏在敘述者自歎式的獨白和旁人的冷漠話語之中。生與死的混雜、交替和共存在這裏有著突出的表現,而語言表達的口吻卻是輕鬆而快慰的。嚴肅的主題與言語間流露出的對生死的不屑一顧在此並致,加上她給這首詩歌所配的圖畫,詩中的“他”成了畫中的“她”,既未沒頂也沒揮手,而是從濕漉漉的長發向外在窺探著,因而也透露出調侃的情調,詩中的意義便含有滑動的、充滿多解的不確定性。詩歌的終極意義是開敞的。這裏的詩成為一個運動的過程,一個值得探究的未知的神秘。有評論家指出“沒有幾個詩人能如絲蒂薇那樣將輕鬆的話語與希臘人的宿命論和預言式的口吻聯係起來。然而,她輕率易變的口吻絕不應被錯認為是‘輕鬆的詩’。其風格和語氣是反常的,是完全獨特的,無法模仿的,探索著最黑暗的靈魂和最分裂的情感方式。”(內爾·科爾科蘭,第71頁)

《哈羅德的跳躍》和《不是在揮手而是在沒頂》代表絲蒂薇詩歌創作的很高水準,這一高潮後來一直居高不下,為她在英國詩壇令人矚目的地位定了一個極高的調子。60年代的她已是名聲大振,她的詩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出版,美國雜誌社力邀她去巡遊講詩,沒能成行。她的名聲在死後有增無減,評論家慣於把她和19世紀的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相提並論,二者有太多的相似,這也是筆者此課題的最基本的依據。絲蒂薇把詩與思以及生活的本原結合起來,在她的詩中,一切似乎互為矛盾對立,充滿多解,滑動開放,一切又是那麼平實有趣,她的詩歌開拓了連接現代和後現代的跨現代主義,為人們對她和同期及之後的詩人的詩歌欣賞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啟迪和寬闊無邊的空間。正如迄今為止有關絲蒂薇的最好的一部長篇傳記——《絲蒂薇·斯密斯評傳》的作者弗朗西斯·斯帕爾丁對絲蒂薇的令人信服的定位:絲蒂薇·斯密斯——一位具有異質特征的,而且常常十分有趣的娛樂者。

注:文中所選詩歌為本文作者所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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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係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