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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大學英語部講師)翻譯流派在中國萌芽
馬新強楊陽在中國，到底有沒有翻譯流派，這是一個到目前為止譯學界眾說紛紜的話題。而作為初涉翻譯領域的後生晚輩，我們也不好或很難給它下一個詳細具體的定義，在此僅做一粗略探討，望能為中國譯學研究聊添一葉。
中國的翻譯經驗和曆史，源遠流長，和西方的譯學發展相比，應該說毫不遜色，甚至在某些方麵更勝一籌。但是，中國的翻譯流派之說，卻要比西方譯學界落後了好多年，以至於中國一些譯學家斷言中國無翻譯流派，或者說，中國的翻譯無係統的理論，甚至一些偏激的人們直接否定了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這些不負責任的說法，應該是不夠客觀的。
首先，我們必須肯定翻譯理論研究價值的客觀存在。而大量的翻譯事實告訴我們，翻譯實踐離不開翻譯理論的指導，對它的研究是必須的。
翻譯本身是一個綜合的、開放的係統，它與許多學科和藝術門類息息相通，從語言學到文藝學、哲學、心理學、美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數學、邏輯學和新起的符號學、信息學等，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聯係。然而，它又有其獨特性。例如，它與語言學的關係最密切，相互有不少交叉和疊合，它可以借助於語言學的原理來闡發語際轉換的規律等。但它並不依附於語言學。它可以運用文藝學、文體學的原理來闡述翻譯中的風格、神韻等問題。但它也不歸屬於文藝學、文體學。反過來說，翻譯理論的成果，也可以對語言學、文藝學、心理學、哲學等的研究起到借鑒和促進的作用。例如，所謂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就必須求助於翻譯理論為其媒介學的基礎。
而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本身的影響，毋庸贅言。它的重要性，不亞於一盞譯海中的導向燈。而那些重實踐，輕理論，或幹脆武斷地拋出“理論無用”說的人，恐怕隻是“日用而不知”罷了。
而中國的譯學理論發展，更是有著悠久的曆史。我國至少在公元前11世紀就已經有了通過多重翻譯進行交流的史實。我國曆史上三次大的翻譯高潮，更是有力地向人們說明：翻譯實踐以及理論的建設在中國始終蓬勃發展。
一、宋的佛經翻譯
出於宗教的需求，在佛教傳入中國後，開始不斷地出現由個人或政府組織的佛經譯事活動，在這些翻譯活動中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翻譯家，如道安、鳩摩羅什、玄奘法師等一些譯經專家。他們一方麵大量組織譯經活動，另一方麵，他們也提出許多十分有指導性和建設性的翻譯理論：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鳩摩羅什的“論西方辭體”，玄奘法師的“五不翻”等。這些翻譯理論，都對當時的譯事活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為中國翻譯理論的建設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是，這些理論都是一些隻言片語的經驗之談，是片段性的，並沒有產生係統性的發展，更談不上有流派的產生了。所以，對這一時期，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在東漢到宋這一段時期，中國的譯學界沒有旗幟鮮明的流派。
二、明初晚清的譯學理論的發展
這段時期，由於內外交困，中國社會由完全的封建王朝統治，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被動的情形下，西方各種思想文化潮流——先進的或反動的，科學的或宗教的——開始大量湧入。而中國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為了保種救國，也開始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艱辛曆程，甚至一些保守勢力，也開始思量、如何用西方的先進科技，保住封建王朝奄奄將滅的火種。這樣一個雙向的流動過程促使翻譯活動日益頻繁，並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有關翻譯的見解、理論也越來越多，逐漸豐富起來。
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製夷”等口號的提出，雖非翻譯理論，但卻對翻譯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之後，洋務派開始提倡科技翻譯。但他們的翻譯主張大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從而使它們不可能對中國翻譯理論的建設產生很大的影響。而這一時期著名翻譯理論家嚴複，根據自己的豐富翻譯經驗，提出了中國近代最有名的“信，達，雅”的翻譯理論。這一理論，是中國翻譯理論發展過程中最出采的一筆。他對當時的影響，甚至對於後世翻譯理論的建設，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但這並不能代表一個翻譯流派的產生。在當時“國之將亡”的曆史環境之下，翻譯學家們提出的理論，都以實用、救亡和啟蒙為主要的特點。嚴複也不例外。從而這一著名理論的影響力沒有在很大範圍之內形成熱烈的討論，以進一步改良和完善它。而我們也看到，這一譯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嚴複的點滴經驗之談，他也沒對這一理論進行十分詳細、係統的闡述。
三、民國時期譯學理論
民國時期，這一中國曆史上短短的三十幾年，卻是中國文壇和譯壇明星迭起的時代。文學家，往往也是翻譯名家，大多對翻譯理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時期，文化界最著名的就是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一運動的貢獻不僅僅在於對中國文學的改良作用，同時，它也推動了中國的翻譯理論建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我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隱約看到了中國翻譯流派的雛形。
首先，在魯迅先生為代表的“辨證的直譯”和其他翻譯家主張的“活譯”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辯論。於是，有人就此將他們分為中國譯學界的“直譯派”和“活譯派”。但以此來將他們劃分為兩大流派，似乎把翻譯流派的理論主張理解得過於單一，缺乏係統性。
1921年，以鄭振鐸、茅盾、周作人等為主要發起人，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成員最多的著名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該會成員不僅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更是對翻譯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對於譯名、直譯還是意譯、文學翻譯的方法與原則等問題做了深刻闡述和討論。而他們與以郭沫若、成健吾、鬱達夫等人發起創立的“創造社”之間關於翻譯問題的探討，應該是中國翻譯史上最熱鬧、最精彩的一幕。這兩個社團之間就許多翻譯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這在當時動蕩不安的年代，無疑為譯學理論的建設添薪加柴，使它燃燒得更加旺盛。
我們從這兩大社團的身上，清晰地看到了翻譯流派的身影。但讓人略感遺憾的是，這種良好的勢頭，沒有很好地延續下去。動蕩的曆史時期，沒有為他們提供很好的外部條件。而這兩大社團的多數成員，都是中國近代曆史上卓著的作家、文豪。翻譯對於他們更多的隻是“副產品”。在閱讀或翻譯外國作品的時候，遇到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大多屬於經驗之談。而我們也看到，兩大社團之間的討論，就問題論問題，沒有人將自己社團成員分散的理論思想做全麵總結，進而建立係統的理論體係。兩者之間激烈討論的問題，更像是一個係統理論體係內不同的分支而已。這也就使人們覺得，“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有翻譯流派之形，而無翻譯流派之實了。
四、新中國成立至今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基本擺脫了國內動蕩不安的局勢，這為翻譯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而在老一輩的翻譯家，如茅盾、鄭振鐸等人大力提倡和鼓舞下，譯學界也對以前的翻譯工作進行了全麵的總結，提出了新時期的工作方針。上海譯協、中國譯協等翻譯協會的成立，也使翻譯工作者開始擺脫以往“單兵作戰”的不利局麵，從而開展了有組織有計劃的翻譯活動，這使得翻譯工作在建國初期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也並沒有個人或群體在這一時期有意識地建立一個係統而全麵的翻譯流派。之後，由於我國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和“一邊倒”的政策，使我國的翻譯事業脫離了全麵發展的方向。而在整個“文革”時期，譯學工作幾乎全麵陷入停頓。這些對我國翻譯事業後來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進入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國內及國際環境的不斷改善，譯學建設也被注入了無限生機，翻譯理論的發展進入了又一個生機蓬勃的時期。而隨著我們與外國同行交流的加深，也使我們全麵係統地接觸到外國先進的翻譯理論和流派，對我國的譯學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也促使我國的譯學工作者開始對翻譯工作進行係統全麵的理論闡述。但不足之處，是有些翻譯理論工作者受西方翻譯理論影響過深，許多理論建設不加選擇地采用西方模式，甚至完全拋開我們以往的理論精華，“為人口舌”，替別人做宣傳工作。這些缺點為我們今後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出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全麵而係統的翻譯理論和流派帶來了許多負麵影響，有待我們今後的譯學工作者去努力克服。
正如薑椿芳等著名譯學工作者所言，我國的翻譯研究缺乏大的突破，長期徘徊於原有的認識水平，經驗漫談有餘，科學闡發不足，有些基本理論問題迄今尚未論述清楚。而對於翻譯流派的建立，鮮有人提及，長期無人問津。雖然我們還不能說翻譯流派建立的絕對必要性，但它對於我們翻譯事業的巨大推動作用，卻是我們無法忽視的。
同時，有個別研究者針對國外翻譯理論研究的係統性以及合理性提出了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翻譯理論流派。對於這一提法，我們認為雖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能絕對而論。科學無疆界，任何科學研究所結出的果實都應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無論任何國家、任何膚色、任何種族的人們都可以加以繼承，應有責任將之發揚光大。或許所有翻譯理論流派的意識覺醒並未發生在中國或由某一位中國譯學研究者所喚起，但隨著20世紀後期，特別是最後20年間，西方翻譯理論被大量譯介到中國，我們的譯學研究者受其影響，在西方各種理論流派的熏陶下，快速地融入到了譯學研究的國際大潮之中，“成為國際翻譯理論研究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了中國翻譯理論研究與西方翻譯理論研究一體化發展的局麵”（朱建平，2004）。在這一大背景下，我們認為，在當代的中國譯學研究領域，同樣存在著流派。鑒於其起步的時間短暫，且受萌於西方譯學研究流派，我們將現階段看作是中國翻譯流派的萌芽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將不斷發展壯大，步入成熟，不再依附於西方，而成為世界譯學領域的一枝奇葩。
因此，我們認為中國的翻譯理論一方麵應該充分吸收西方翻譯理論已經取得的成果來研究與“中國的情況，中國的語言”息息相關的中國的翻譯實踐，同時更應該對從這種研究中得來的認識進行抽象、概括，並上升為理性認識，形成係統的理論體係，使之成為世界普遍譯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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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新強：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大學英語部助教；
楊陽：湖南女子職業大學助教)試論翻譯觀
劉菁菁佘燁一、引言
一般來說，翻譯的研究範圍包括翻譯學、翻譯術和翻譯史。無論是“學”與“術”，還是“史”與“論”，都離不開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規範它們的就是翻譯觀。張澤乾在《翻譯經緯》一書中曾給出一份翻譯總體研究的“經緯立體圖”：
如上圖所示，“術”與“史”為經，“學”與“論”為緯，翻譯觀則是它們的連接點、交彙點，相互構成一個完整的、辯證的、動態的、開放的、立體的大係統。根據張澤乾的觀點，翻譯觀既包括總體意義上翻譯的哲學觀、科學觀、藝術觀與曆史觀，也包括各相關或鄰近學科研究翻譯學的基本觀點與原則。而許鈞認為翻譯觀是對翻譯的基本理解，它是探討翻譯的功能與作用的前提，翻譯觀不同，對翻譯的認識就會有差異，對翻譯之“用”的定位便不一樣。佘協斌在《我的翻譯觀》一文中也提到，無論譯界的論點如何紛繁，也不管翻譯這門學科今後如何發展，我們的翻譯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都離不開正確翻譯觀的指導。下麵，筆者將對他們所闡述的翻譯觀作一個大致的梳理和總結。
二、哲學觀
眾所周知，翻譯學是一門矛盾和問題錯綜複雜的學科。翻譯學所涉及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往往涉及多個學科，是多方位的、多層次的，這就是為什麼翻譯中的眾多爭論和分歧一直不能得到解決的重要原因，也是翻譯至今都沒有一個被大多數人接受和認同的模式的原因。翻譯哲學觀，就是以哲學的觀點來探討翻譯現象的本質和翻譯活動的規律，用哲學的思考方法來觀察、分析和處理翻譯的各種問題。我們“可以用哲學的觀點來研究翻譯，也可以把對翻譯的認識上升到哲學高度……我們的翻譯哲學應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指針的認識與實踐的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唯物論與辯證法相統一，認識論與價值論相統一，決定論與選擇論相統一的翻譯哲學”（張澤乾，1994:382）。許鈞也在總結眾多譯論家關於翻譯哲學觀的思考後，指出翻譯研究應具有矛盾辨證觀，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對待翻譯研究，以便正確研究乃至處理“忠實”與“創造”、“科學”與“藝術”、“歸化”與“異化”、“直譯”與“意譯”、“譯者風格”與“作者風格”、“忠於作者”與“忠於讀者”等一係列矛盾問題，認為將翻譯研究納入哲學指導範疇是翻譯研究在正確道路上發展的必要條件。佘協斌在總結外國譯論和中國傳統譯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要解決翻譯中眾多的爭論和矛盾，就一定要運用唯物辯證法，即相對而非絕對的觀點，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也就是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觀點），發展而非凝固的觀點，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邏輯觀點。他指出：“要把翻譯中所遇到的作者、譯者、讀者之間以及內容、形式、風格之間所引發出來的各種矛盾，看作是對立與統一、作用與反作用、製約與反製約、互動與互補、相對穩定與不斷發展的關係”（佘協斌，2003:4）。
三、科學觀
翻譯是一個開放的科學體係，我們要以整體和動態的觀點來把握它的本質，而在翻譯研究的時候要堅持宏觀和微觀的分析方法。翻譯的整體觀就是用現代係統科學的觀點來探討翻譯體係中整體與部分、結構與層次的關係問題。翻譯與其他科學體係一樣，都是由部分（或稱之為要素）構成的。然而這些部分並不是簡單地相加在一起，而是有一定的結構和相應的層次。研究的切入點不同，結構和層次也會有所不同。以翻譯學研究為例，張澤乾認為可將翻譯學劃分為橫向與縱向兩大範疇，“從橫向上來說，翻譯研究涉及翻譯哲學、翻譯科學與翻譯藝術三大領域，它們滲透在縱向的每一個層次中；從縱向上看，翻譯研究包括體係性研究和非體係性研究兩大類型”（張澤乾，1994:137～138）。其中體係性研究和非體係性研究又可往下再劃分若幹層次。翻譯不僅內部結構錯綜複雜，而且有著廣泛的外部係統網絡，它與包括自然學科、社會學科在內的各個學科都有一定的聯係，從整體的觀點來看，翻譯“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麵的立體交叉研究”（張澤乾，1994:136）。從翻譯的方法來看，在翻譯過程中必須堅持整體性原則，這是因為在使用異語交際和思維的過程中，譯文與原文完全對等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能從整體上把握翻譯的質量，也就是說，隻能追求原文與譯文整體相似，而不可能要求逐字逐句的相同。傅雷提出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觀點正是這種翻譯觀的體現。
運動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屬性，是事物的基本特征，也是翻譯活動的固有屬性和基本特征。翻譯的動態觀就是對相對靜態的翻譯科學研究進行動態考察。“翻譯的反饋過程包括‘內反饋’和‘外反饋’兩個部分，其中‘內反饋’是譯者的內在反饋，‘外反饋’是譯文讀者思維和認識的過程。它們同是控製和檢驗翻譯水平與效果的必要手段，生動地說明了翻譯是一個不斷往複的雙向運動過程”（張澤乾，1994:143）。法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喬治·穆南也在他的《翻譯理論問題》一書中指出，盡管語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但世界的發展會不斷地滲透到語言中，正是由於語言與世界、世界與語言之間的這種雙向運動，“不可譯”會逐漸變得“可譯”。
宏觀與微觀在翻譯中所蘊涵的意思首先是：“在宏觀上，翻譯活動的發展過程存在著縱橫兩極，從邏輯角度看，翻譯活動是合規律性的活動；從曆史角度看，翻譯活動是合目的性的活動；在微觀上，翻譯活動的具體過程同樣也體現著語言活動與思維活動的規律性以及人類交際活動的目的性”（張澤乾，1994:391～392）。許鈞在《翻譯論》中亦指出：“在翻譯實踐及其理論思考中，微觀多指從文字上來考慮兩種語言之間如何更好地轉換，采用的是文字比照方法。對於翻譯質量的總體評價，語言層麵的正誤性評判幾乎成了唯一尺度，缺乏對產生誤譯與誤讀原因的深層分析與總體思考”（許鈞，2003:198）。而宏觀卻隻從兩種文化相互理解與交流的高度與廣度出發，不隻注重文字轉換，而更側重於精神的傳達、文化的交流。許鈞教授也通過評述自己幾十年來對於翻譯活動性質的思考告訴我們，更應把翻譯提升到文化交流的高度來研究，呼籲國內翻譯界不應再片麵重視微觀研究，而應將宏觀研究提升到它應具有的高度才能進一步促進我國的翻譯事業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