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中外語言與文化相通而又相異，相通使翻譯具有可能性，產生可譯性，相異使得翻譯出現困難，產生抗譯性，產生譯語的異化。原語的語文習慣對譯者來說是一種約束，它迫使譯者在“異”與“同”之間尋求平衡，譯者不得不在譯文裏保留原語表達方式上的某些特點。所以，我們說，好的翻譯不可能聽起來不像譯本。這就是說，譯語不可能不異化、不可能不變形。異化的存在並不取決於學者們的提倡或反對。許多翻譯家、翻譯研究者是將在譯文中保留語文習慣的差異作為一種審美理想提出來的，即以“異”為美。而直譯就是正確地表現“異”的最根本的辦法。人們隻有通過直譯才能真正認識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認識不同語言的特定的表達方式。“譯語的異化實際上是對原作語文習慣的同化，即傳統翻譯理論所謂的直譯”（鄭海淩，2001）。
人們發現由於人類語言的底層結構是普遍存在的，並且共同的；由於人們的生存環境、體能、智能大體一樣，所以思維方式和認知模式都是相似的，這使得語言間的共同點遠遠超過不同的東西。這使得翻譯的大部分工作可以是直譯原語，這種直譯可以是詞層麵上的，句子層麵上的，也可以是語篇局麵上的（如：計算機的指令、合同、成績單等）。可以說譯品中很少沒有直譯現象的。既然直譯、異化不可避免，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越來越多地運用直譯，那麼，能不能為這種直譯現象尋找到存在的理由呢？
翻譯的過程常在翻譯教程中被描寫成理解—表達。奈達從譯者的思維過程切入，用三個階段，即：分析-轉換-重建來揭示翻譯中句子或語篇深層的轉換過程。分析就是根據原文語言符號（st.verbalsign）分析理解原文的意義，進行信息處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抽象或概括過程。這種思維過程用心理語言學的圖像理論來說就是譯者將語言的線性結構轉換成頭腦中的圖像。轉換是指譯者把在大腦中分析好的內容從原語轉換到譯語。從分析理解到表達成形的思維過程就是轉換。重建是指把原文中圖像化、概念化的信息用譯語的語言符號（tt.verbalsign）表達出來。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對原文意義與語符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原文能否在譯者頭腦中形成正確的圖像，即原文的意義能否被譯者正確理解。
查爾斯·莫裏斯（CharlesMorris，1938）的符號學認為：意義代表一種三維關係，涉及符號（sign）、所指（referent）、解釋者（interpretant）。語言符號（verbalsign）具備三種意義：１)指稱意義（designativemeaning），體現語言符號與所指對象之間的關係；２)言內意義（linguisticmeaning），體現符號之間的關係；３)語用意義（pragmaticmeaning），體現符號與解釋者之間的關係。當原語語符與譯入語語符之間的言內意義、指稱意義基本一致，語用意義可接受時，譯者會按語用學中的經濟原則本能地選擇直譯。如：沒人在譯“Itsalovelyday,isnt?”時，會先想到要“功能對等”譯成與之相對應的漢語招呼語“吃了嗎？”或是“上哪兒去？”譯者應是先在頭腦中生成與氣候相關的圖式，直譯成“天氣真好，不是嗎？”但是，如果兩種語符中有一個方麵不相符，直譯將受阻。例如：“Shewasadmirablewoman,whomItakethegreatestpainsnottoresemble.”（《劍橋第一英語證書教程》：P.330）該書的翻譯為：“她是位受人尊敬的女人，但我要盡最大的努力不跟她一樣。”此句明顯存在邏輯上的問題，譯錯的原因是對英漢語否定含義的差異不甚了解，沒能理解英語中常出現的否定反正表達現象，即：寓肯定意義於否定形式，否定意義於肯定形式。此句應理解為：“她是位受人尊敬的女人，我要盡最大的努力像她那樣。”而“Itsnodistancetoschool.”則譯為：“到學校很近。”這兩句都是寓肯定於否定的句子。再如：“Idontteachbecauseteachingiseasyforme.”（《大學英語教程Ⅲ》：P.39）英語中這種語法層麵上否定轉移的句子，決不能直譯成漢語：“我不教書，因為教書對我來說太容易。”而要譯成：“我不是因為教書太容易才教書的。”以上例句說明，這類原語語符與譯語語符的語內意義大相徑庭的語篇是不能直譯的。而“Heisaprofessional.”和“Sheisaprofessional.”如果直譯，無法表達英語中的聯想含意：“他（可能）是一名職業拳擊手。”和“她像是個妓女。”因為“professional”的指稱意義與漢語的“職業的人”相差甚遠。下麵對話A：Whatsup?B：Nothingnew.中的Whatsup一般不直譯，因為原語的語言符號所代表的言內意義和指稱意義直譯成漢語“上麵是什麼？”後無法表達出原語寒暄的語用含意。我們認為直譯便是不用進行圖形或概念重建的表達階段，與傳統翻譯標準中的核心“信”（faithfulness）有著同等的內涵，而不是“死譯”“硬譯”。
值得一提的是，英譯漢者選擇直譯不能不說是由於強勢文化影響造成的。如果像上麵“Itsalovelyday,isntit?”這種情況倒過來，將漢語的“吃了嗎？”“上哪兒去？”譯成英語恐怕沒人敢用直譯法了。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有多少知道中國人的“吃了嗎？”“上哪兒去？”是打招呼呢？因此，對於那些直譯後離讀者的可接受程度較遠，或會造成誤解的原文，那些語用意義不同的原文必須意譯。
由此看來，翻譯過程實際上就是在全麵理解原語的基礎上進行直譯之後再重構出與原語相對等的表達的過程，即：理解→直譯→重構→表達。在此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正確的理解。如果譯者對原語所含各層麵上的文化信息不甚了解，自然不僅不能譯好，而且可能譯錯。
四、語言標準化
現代社會，隨著科學技術的普及和行業的標準化趨勢，人們不得不接受客觀的、較少人為的標準化交流。英語經過３００年的國際傳播，成了事實上的國際共同語。而所謂標準化語言基本上是以英語為標準。有人說這是一個英語的通貨膨脹時代。標準化的語言文本所用的詞和概念十分固定，不能在一個地方用一個詞，在另一個地方用這個詞的同義詞。“這種一致性的行話使作者使用的語言的自由度極有限。同理，譯者也麵臨同樣的問題。這裏沒有什麼神來之筆，大多是一些既定的說法，譯者隻能亦步亦趨，常常采用直譯法”（葉子南，2001：11）。下麵試用斯波伯和威爾遜（D.Sperber&D.Wilson，1986,1995）的關聯理論解釋這種現象。
斯波伯和威爾遜的關聯理論把語言交際看作是一個明示—推理過程，並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提出語言交際是按一定的推理規律進行的認知活動。人類的認知以最大關聯（maximalrelevance）為取向，而語言交際以最佳關聯（optimalrelevance）為取向。最大關聯就是指在交際中受體在理解話語時付出了盡可能小的努力而獲得最大語境效果。關聯理論的翻譯觀認為，關聯原則是存在於譯者頭腦中的一個不可能違反的原則。譯者應根據關聯原則從潛在的認知語境中選擇正確的語境假設，語義層和用語層等各交際線索中推斷出原文作者的意圖，並對譯語接受者的認知語境做出正確的假設，從而選擇適當的譯文，努力使原文作者的意圖與譯文讀者的企盼相吻合。關聯理論給翻譯提供了新的啟示。翻譯時，要準確理解原語必須先找出原語與語境間的最佳關聯，以獲得理解原語的語境效果；要尋找最佳關聯必須充分利用原語所提供的已知信息（包括邏輯信息、詞彙信息、文化背景等）和譯者的百科知識來提取有效信息從而達到最佳關聯。選擇直譯還是意譯是譯者在不同的語境中做出的反應。在理解原語過程中，譯者是以最大、最佳關係為準則。“人無論做什麼，總傾向於以最小的代價去換取最大的效果，因此相關是一種自然傾向，是從生物進化而來”（熊學亮，1999：106）。正是由於科技資料、標準化語篇是關聯性較小、較少的文本；它們中的關聯一般就是文本涉及的專業，譯者自然而然會遵循關聯原則，從潛在的認知語境中選擇正確的語境假設。表達時，譯者傾向用直譯的方法解決問題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當今我們必須認識到英漢翻譯活動的主體並非文學翻譯，不是文學境界的翻譯，而是文化信息的轉達。“從本質上講，標準化語篇中的語言符號和交通燈的這類非語言符號是相似的，這類語言符號與符號的使用者之間有高度的約定性，所以這些符號是任意的、客觀的、單義的，排除風格與內涵變化的可能性”（葉子南，2001：139）。這就是說標準化語言文本的語境較為固定。由於英語對漢語的全麵出擊，許多西方文化在現代媒體的傳載下，滲透到各個角落，這便使直譯有了新的更大的空間。過去難得有通篇直譯的可能性，現在有了。因為，在這樣的文本中語言的指稱意義固定，語用意義單一。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標準化並非隻鎖定在單個名詞術語上。有時，一些詞組，甚至更大的語言單位也有標準化現象，如：合同書、科學報告等。我們不可否認交流是翻譯的首要任務。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時代裏，全世界每年出版新書６０餘萬種、發表科技文獻５００多萬篇；計算機、通信衛星、聲像技術融為一體的多媒體技術使各式各樣的信息，令人目不暇接，猝不及防。快速、準確地翻譯，成了當務之急。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指出上麵那種以功利為主的科技思維對語言的負麵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標準化語篇中的語言雖然瞄準客觀的所指意義，卻無法傳達語言在其他層麵上的意義。以語言為其基本特征的人類將由此而失去許多的靈性。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發展，翻譯在我國具有了新的使命——承載傳播交流科技文化的工具。這種現狀給直譯帶來了較大的空間。從翻譯過程的研究來看，直譯是不用進行圖形或概念重建的表達階段；是譯者本能趨簡的首選。在這種前提下，標準化語篇的興起又促使直譯毫無顧忌地蔓延開來。
參考文獻
［１］D.Sperberan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Blackwell,Oxford,1986.1986,1995
［２］Newmark,Peter.ATextbookofTranslation［M］.NewYork:PrenticeHall，1988:45
［３］Nida,EugengeA.andCharlesR.Taber.TheTheoryandPracticeofTranslation﹝M﹞.Leiden:E.J.BriⅡ,1982:20,33
［４］李蔭華.大學英語教程Ⅲ［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9:39
［５］O·洛.劍橋第一英語證書教程［Z］.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330
［６］邱懋如.可譯性及零翻譯﹝J﹞.中國翻譯，2001(1):24～27
［７］熊學亮.認知語用學概念﹝M﹞.上海：上海外語教出育版社，1999:106
［８］葉子南.高級英漢翻譯﹝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137,126,139
［９］鄭海淩.譯語的異化與優化﹝J﹞.中國翻譯.2001(3):3～7
(魏小莎：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教研室副教授)翻譯與性別的隱喻
張莉一、翻譯與女性
通過翻譯研究近年來的發展，人們已經認識到，翻譯不是一種“中性”的、透明的過程。傳統翻譯觀將原作和譯作視為對立的兩元，認為譯作缺乏創造性，是一個消極的意義傳輸過程，其價值低於原作。即使承認翻譯是一種創作，也隻認為其是“寄生的藝術”（parasiticalart）(查建明，田雨，2003：20)。翻譯作品（用音樂術語來說）是回聲，（用美術術語來說）是複製或描摹，或（用裁剪術語來說）是借來的或不合身的衣服(Chamberlain,2005:353)。
翻譯操縱學派的主將、英國學者西奧·赫曼斯(TheoHermans)注意到，原文與譯文的等級關係在曆史上由許多一成不變的對比來表達：原文是創造，譯文是派生；原文是首要的，譯文是次要的；原文是獨一無二的，譯文是複製的；原文是藝術、權威，而譯文是技術、臣仆；原文享有自由而譯文受到限製；原文以自己的名義說話，譯文卻代人說話。在以上比喻中，譯文地位低下，是限製和控製的對象。赫曼斯把本文文化中關於男女性別差異的比喻同翻譯進行了對比，發現有著驚人的相似：男人有創造力，女人有生殖力；男人是獨創的，女人是派生的；男人主動，女人被動；男人去支配，女人受奴役。他這樣聯係是因為曆史上翻譯話語有性別歧視之嫌，而且用來限製翻譯的等級製度使人們馬上聯想到性別上的權力等級(廖七一，2001：327)。
長期以來，翻譯所處的位置與女性極其相似。首先，譯者的地位低下。“譯者，舌人也”，奴隸、兩種語言間的媒婆、嚼飯與人等種種比喻均表明了譯者的地位不能與原作者相提並論，這就好像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一樣。其次，人們用女性化的標準考量譯作，無論是泰特勒的“三原則”還是嚴複的“信，達，雅”，都把“忠實”放在了第一位，強調譯文對原文的忠實。翻譯就如同婚姻，妻子要絕對忠實於丈夫，是丈夫的個人財產；譯文要忠實於原文，不容受到絲毫歪曲和更改。
女性主義者們同樣敏感地發現了翻譯與婦女的相似性。Simon認為翻譯的女性氣質是一個經久不衰的曆史隱喻。“女人”和“譯者”同被置於話語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視為等級上的權威和強壯的男性，譯本是低下、羸弱、派生的女性(Simon,1996:1)。“譯者和女人在它們各自的層級上都是弱者形象：譯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則比男人低下。”(Simon,1996:14)當代女性主義批評家尼科拉·沃德·喬夫(N.W.Jouve)也聲稱譯者占據著“女性的位置”。張伯倫(LoriChamberlain)認為，翻譯和寫作之間的關係已經習慣用性別用語和兩性間的權力關係來表達，原因在於女性在語言和文化中的受壓迫狀態與人們對翻譯的貶低之間存在著親密的聯係。女性主義者進而發現：1)傳統價值觀把翻譯看作原型性的女性行為，正如二元邏輯鼓勵我們把護士、秘書等看作女性職業，把醫生、總裁等看作男性職業一樣；2)翻譯研究中存在著性別歧視(sexism)的語言，如把翻譯活動比作“強奸”，把譯文視為“不忠的美人”等等。翻譯研究中的概念，如“支配”“忠實”“從屬”之類也同樣適應於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Chamberlain,2005)。
盡管中西文化思維方式存在著巨大差異，但都把翻譯看作陰性，處於從屬地位，在翻譯中有許多隱喻是用來表明翻譯和女性的共同之處。“在中外翻譯理論及實踐中，原作者、原文都被比擬為男性、陽性、主動的，而譯文、翻譯者都被比擬為女性、陰性、被動的角色，在古今中外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從屬地位一直都被固定在曆朝曆代的經典教義中”(劉軍平，2004：4)。翻譯的隱喻似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對翻譯或者翻譯者總體的隱喻；第二類則側重於對翻譯操作過程的想象描述。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類隱喻的若幹例子。
二、對翻譯或者翻譯者總體的隱喻
1.我國翻譯界對翻譯的性別隱喻
三世紀佛經翻譯家支謙在談論翻譯問題時引用了老子之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雖然他對此未作詳盡的解釋，但由於老子文化中的父權思想和對婦女的輕視，讓人聯想到不論是“美言不信”的意譯還是“信言不美”的直譯，與法國譯論中的“美而不忠的女人”在表述形式和基本所指上有驚人的相似(譚載喜，2000：220)。五四時期郭沫若把創作比作“處女”，而把翻譯比作“媒婆”，提出“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譚載喜，2000)。“媒婆”這一譬喻，在當時大力提倡“女子解放、婚姻自由”的年代，其鄙夷的感情色彩是相當強烈的(陳福康，2000：258)。而且，將翻譯視作一種“附屬事業”，屈居於創作之下，並將兩者對立起來。1921年鄭振鐸強烈反對將翻譯輕視為媒婆，但他於1923年在其《翻譯與創作》一文中，又將翻譯喻作“奶娘”：“雖然翻譯的事業不僅僅是做什麼‘媒婆’，但是翻譯者的工作的重要卻更進一步而又類似於‘奶娘’”(陳福康，2000：219)。雖然他的本意是為了強調譯者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傳統中國社會裏女性尤其是媒婆和奶娘這類職業角色的社會地位低下，也不免有父權主義色彩，連帶貶抑了翻譯及譯者的地位，終究沒有脫離翻譯是女人這一樊籬。魯迅、茅盾也曾提到“翻譯是媒婆，創作是處女”，但兩人對此持否定態度，為此在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之間發生過一場爭論。30年代中期，茅盾將那些不好的譯本稱作“說謊的媒婆”，進而呼籲：“翻譯界方麵最好來一個‘清理運動’。推薦好的‘媒婆’，批評‘說謊的媒婆’”(陳福康，2000：241)。這些論爭都沒有脫離將翻譯地位擬作女性角色地位——婦女在社會角色係統中的依附、從屬地位，翻譯在文學係統中的邊緣地位。
2.西方社會對翻譯的性別隱喻
西方社會在對翻譯的比喻方麵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許對翻譯的性別化描述最典型的是“不忠的美人”（lesbellesinfidèles）之說。1654年法國著名作家吉爾·梅納日（GillesMenage）首次將翻譯作品與“不忠的美人”相提並論，風趣地批評以佩羅·德·阿布朗古爾（PerrotDAlancourt）為首的一批翻譯家一味追求譯文的華麗，對譯文隨意增改發揮。法國散文詩開山鼻祖貝爾特朗（AloysiusBetrand）也說：“翻譯好比女人，美麗的不忠實，忠實的不美麗”(佘協斌，梁海軍，2002：24)。這表明了翻譯和婚姻的忠實性問題在文化上的相通之處，並以美麗與忠實的對立規定了對女性和譯作的歧視性理解。而且在法語中，翻譯（traduction）一詞是陰性詞，因此不可能用“不忠的俊男”（lesbeauxinfidèles）來比喻翻譯。這個譬喻以女性為喻體，使用社會中性別歧視的語言來說明翻譯的忠實問題，把性別歧視擴充到翻譯研究領域，構成了對翻譯和女性的雙重歧視。這一說法在翻譯界被經常引用。法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喬治·穆南寫的《翻譯的理論問題》在中國很有名，他還寫了另一部小冊子，叫lesbellesinfidèles，直譯為《不忠的美人》，實際上講的就是“美而不信”的意思。美國前總統卡特的翻譯史蒂文·塞莫爾（StevenSeymour）這樣評論：“翻譯就像女人，若漂亮的話，則很難作到忠誠（Translationsarelikewomen,whentheyarepretty,chancesaretheywontbefaithful）。”錢鍾書先生在評論許淵衝先生《回憶錄》的譯文時，就是引用了西方社會對翻譯的隱喻，“正如西方人說的：‘美麗的妻子不忠實，忠實的妻子不美麗。’你的譯文就是一個不忠實的美人了”(許鈞，1998：193）。
1603年，英國翻譯家JohnFlorio（蒙田作品的英譯者）總結說，所有的翻譯，因為必然是“有缺陷的”（defective），所以一般被認為是女性的（reputedfamales）。Florio的這一比喻被廣為援引和闡發，並得到許多人的回應(蔣驍華，2004：14)。
德國的施萊爾馬赫和英國的羅斯康門都認為，純潔對於文本，猶如童貞對於新娘，是翻譯和婚姻的先決條件(廖七一，2001：107)。恰如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赫爾德對翻譯曾做過的一個比喻：“一種語言在未被翻譯之前就如同是一個處女，尚未與一個外國人同床共枕並生下混血兒。暫時來說，她仍然保持著其貞潔與天真，代表著其人民性格特征的形象”(何剛強，2003)。實際上這些隱喻都預設了女性必然要遵從的忠實。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忠實最初都是一個倫理概念。忠實是一個預設了男/夫/父權暴力的倫理教條，預設了丈夫對妻子的絕對占有、妻子對丈夫的絕對服從和忠誠……在男/夫/父權意識中，忠實是丈夫對妻子的命令、是君主對臣民的聖旨……是處於主導地位的男性/暴君對處於從屬地位的女性/臣民行為的無條件倫理約束(王東風，2004：3)。
當然，還有一些對翻譯和女性的比喻是帶有感情色彩的，並沒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德國偉大的文豪歌德說：“翻譯家應被看作是忙碌的媒人。他對一位還半遮著麵的美人大加讚譽，說她真值得我們傾心。媒人就這樣激起了我們對這位美人的愛慕，於是就一定要對她本來的長相看個究竟”(何剛強，2003)。西方人更多的是從較為中性的意義，即“媒人”而非“媒婆”所蘊涵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形象的，強調的多半是“中介人”(mediator)的“媒介”而非“媒騙”作用。
三、對翻譯操作過程的想象描述
對翻譯操作過程的隱喻也是為數眾多。
翻譯被想象成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德裏達對翻譯的一個比喻就有點令人不寒而栗，他說：“翻譯的過程是處女膜破裂的過程，是對原作的粗暴進入。”(Chamberlain,2005)他的意思似可解釋為：原作的神聖性與完整性（這裏主要是指文學作品）一經翻譯必然遭到無情的、無法補救的破壞。這當然隻是一家之言，世界上的翻譯活動也並不會因此而中止或取消。但也可從該隱喻中看出男性和女性權力等級的差異。
譯論中還有一些較為隱蔽的性別歧視。斯坦納在《巴別塔之後》一書中提到，翻譯活動可以分為四個過程：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補償（restitution）(Steiner,1998)。他認為翻譯作為一種闡釋行為，是交流的特殊情況，而交流就是一種性行為，他從男性焦點來看待這一交流行為的文化走勢，因而確定了父親/作者/原作的地位。斯坦納塑造了以男性為主導的對原作“情欲的占有”（eroticpossession）和對譯作的“穿透”（penetration）等意象。其中的侵入就是深入和擄取（penetrateandcapture），伴隨著性欲的“狂喜”（rapture）。斯坦納還將他的翻譯模式中的補償階段類比於列維－施特勞斯（LeviStrauss）的《人類結構》——該書說：“社會結構試圖通過詞語，婦女和物資的交換而達致動態的平衡。”(Chamberlain,2005:360)
四、翻譯與性別隱喻的原因
翻譯中的性別隱喻是源於人們對翻譯和女性的偏見以及傳統中男性和女性、翻譯和創作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女性主義認為，翻譯的弱勢地位是長期受父權語言壓製的結果。女性翻譯家阿伍德(SusannedeLotbinièreHarwood)曾說：“因為我是女性，所以我翻譯。”(Simon,1996)這無疑顯示出了女性主義翻譯家的無奈，譯者文化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邊緣化(marginalization)。
性別是塑造和表現權力關係的一種方式，它在建構和解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時，扮演了重要角色。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凱特·米利特在對種族和兩性關係進行了客觀的研究之後，提出了“內部殖民”的觀點：兩性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支配和從屬的關係，在社會秩序中男人按天生的權力對女人實施支配，通過這一體製，精巧的“內部殖民”得以實現。就其傾向而言，它比任何形式的種族隔離更堅固，比階級的壁壘更嚴酷、更普遍、更持久。不管目前人類在這方麵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男/女之間的這種支配和被支配，已成為我們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識形態(凱特·米利特，1999：38)。要動搖那些維持翻譯與女性這種聯係的權威結構，如何實現呢?重新性別化語言是一個選擇；重寫原文文本也是一種可能；重塑翻譯的性別隱喻為第三條道路。而後者引起了更強烈的思想地震(耿強，劉瑋，2006：77)。我們對翻譯的觀念實際上是社會化的產物，要消除翻譯中的性別歧視是與女性爭取平等、譯者爭取與作者平等地位的鬥爭緊密相連的。要消除性別歧視，就要解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性和女性的對立不能絕對固定，這些二元的排比要置放在一個連續體中，在那裏，每一元都是相對的(Simon,1996:322)。在社會已最大限度地提供與男性同等政治權利的今天，女性要獲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顯示她們生存的價值，她們所麵對的主要是她們自己的覺醒和自主意識的複萌。同理，翻譯者要提高自身素養，加強學科建設，切實提高翻譯的社會地位，重塑翻譯的性別隱喻，從而消除人們對譯者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