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詩選刊》問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詩創作的？是什麼觸動了您的創作靈感，您對您的處女作是否滿意？
信手塗鴉，照貓畫虎地寫些分行排列的文字，包括手稿第一次變成鉛字，都稱不上“創作”。我自覺的、多少有點兒創意的寫作始於世紀年代末。我是新時期最早嚐試寫無韻詩的人，實際上是繼承了“五四新詩”的傳統，卻不被當時的報刊相容。曾有某大報一首詩的約稿，被編者重新改寫湊上韻腳才發表出來，令人啼笑皆非。
至於“靈感”，大抵和神性寫作有關，我是個愚笨的人，寫的多為凡人小事，似乎靈感從未光顧過我。不過，如果不把靈感視為神靈附體，而視為生命與生命間的心靈感應，以及對詩、對生存狀態的敏感，這樣的“靈感”我還是具備的，可我更願意將其稱為“進入寫作狀態那大抵是秋天，心境也隨著天空高闊、深遠。但詩最終還是被語調固定下來，出現在第一行和最後一行循環往複的語境之中偶有神來之筆也是語言自身驅策的緣故。
您喜歡讀哪些書？這些書對您創作的影響是不是很大？
我喜歡讀那種驚心動魄、能入腦入心、給人以啟迪的作品。那是一種無聲的震撼，潤物細無聲的浸透，明哲的聰慧與美的顫栗。我也喜歡能躺在床上、歪在沙發上、坐在馬桶上讀的書，輕鬆、剌激、好玩兒。讀這類書純為消遣，是有趣味的休閑。
我相信人是文化所造就的，簡單地說，人與動物的相互區別便在於識字和讀書。世界上沒有無臍帶的作家，也沒有憑空的創造。我在不同時期讀的不同作品，都對寫作有過影響。自然，進入創造，則是忘記那些影響的時候。
最近幾年的中國新詩，您對哪一首（或哪幾首）印象最深？
牛漢的《夢遊》，鄭敏的《詩人與死》，昌耀的《慈航》，以及西川、王家新、王小妮、於堅和更年輕的餘怒等人的短詩，都印象頗深。自然，這些詩有的已不是近幾年的作品。
您對中國當今詩壇現狀滿意嗎？
有如海裏的魚類，不同的層次活躍著不同的生命。且蟹有蟹路，蝦有奸路，誰怎麼寫都是自己的事情，和別人沒有關係，便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您是否關注近年來有關詩的論爭，您是否關注“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個人寫作”、“反諷意識”“互文性寫作”等等“新新詞語”的出現，您對它們評價如何？
所有詩人的寫作都是“個人寫作”。或許電影、戲劇、電視劇這種綜合性藝術是多人合作的結果。但正如哈貝馬斯所言，“自我”是在與“他者”的相互關係中突現出來的，在語言中“我”作為主體的代名詞，隻有在與其他人稱代詞的關係網絡中才能成立，脫離了這個關係網絡，便無“我”可言，離開群體，所謂個體便無從談起。
至於爭論，我想有爭論總比一潭死水要好。詩人的思維多傾於絕對，一種詩歌觀念總是與另一種詩歌觀念相對立而存在的，觀念相悖是正常現象，不然，大家都寫得一樣，還有詩歌可言嗎？從根本上說，韓東所說的“民間立場”和歐陽江河等人提出的“知識分子寫作”，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站在詩人立場上談詩人寫作，和民歌、民遙等民間藝人的作品不同。遺憾的是，有關詩歌寫作有價值的爭論並沒有深入，我懷疑，他們是否陷入他們自己也反對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之中。
至於“反諷”、“互文性寫作”、“拚貼”、“狂歡”、“碎片”、“反深度”、“平麵化”等“後學詞語”，是世界上風行的“後現代主義”的寫作觀念。這種“後結構哲學”所支撐的“後現代文論”，其核心是意義的解構，其本質是反西方傳統哲學，反文化，反藝術消解意義，是對西方理性和所有文學規範的顛覆。它對西方理性的先驗本質的揭露，用人的主體取代上帝，有其正確性。可徹底拋棄理性，消解意義，將主體、作者、獨創性逐出文學寫作，也難免偏頗。一切都被“消解”之後，便什麼都不存在了。於是後學”之後，便出現了新曆史主義、女權主義、新古典主義等重新審視傳統的新的文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