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直接參加那場戰爭的戰場作戰，我寫這部小說是因我的兵在這場戰爭中不幸犧牲，尤其是我最不願意他去參戰的杜大個子先“犧牲”後又成俘虜活著回來了。我沒去山東看他，也沒再詳細了解他的生存狀況，也沒有找參戰的人采訪，憑借我幾十年部隊生活的積累，作家的思維，部隊和我國社會的現實，憑我的心性構思創作了這部小說。
六十年前蔣慶泉的命運如此，六十年後的何元海和我小說中的邱夢山命運同樣如此。間隔六十年的兩代軍人參戰，同樣為國征戰，同樣英勇殺敵，同樣流血犧牲，也同樣因為被俘，他們的英雄行為便被一筆勾銷，一生飽受歧視，甚至迫害，經受著難以想象的磨難。是因為國家的政策嗎？朝鮮戰爭是，自衛反擊戰不是。現行的戰俘處理政策已經體現了人道主義。那麼是什麼讓何元海和邱夢山們繼續遭受侮辱與苦難？是東方社會和人的世俗觀念，這種觀念依然殘忍地傷害著這些為國流血的英雄，讓他們的心繼續流血……
《碑》出版後，有人稱它是“戰爭文學深度開掘的作品”，有人認為它“能夠走出國門與世界經典戰爭文學接軌”，有人稱它是“中國戰爭題材文學的裏程碑”。
不管如何評價這部作品，讓我欣慰的是，蔣慶泉和何元海的現實讓我更加自信，現實主義寫作魅力無窮。作家大體有兩類，一類是寫親曆和已經發生的事件，一類是寫可能發生的事情。寫親曆和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可以寫出好作品，但它免不了帶有偶然性和局限性，我曆來不認為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和非虛構作品是純粹的文學，這些體裁介於曆史、傳記、新聞報道與文學之間，很難說是真正的創作。唯有小說、詩歌，都是寫可能發生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文學創作。蘇軾沒到過赤壁，範仲淹沒去過嶽陽樓，但《赤壁懷古》和《嶽陽樓記》卻是傳世的經典。
文學是人學，小說與非虛構作品雖然都是寫人、寫故事，但它們有本質的區別。小說的故事是為人物服務，非虛構作品的人物是為故事服務。紀實文學把非虛構的人和事還原成真實就是好作品，小說要把虛構的可能發生的事情寫成真實才是好作品。如果小說作家隻能寫親曆和已經發生的事情，那他就不能算是真正優秀的小說家，即使成功也是偶然與巧合。
這部小說寫了一場虛擬的戰爭，塑造了一群虛擬人物的形象，但小說的環境、小說中的人物又離不開曆史戰爭的影子，其中有些事件尤其是細節是真實的。戰爭是虛擬的，戰爭所導致的血腥屠殺、毀滅生命、改變參戰者命運、給活著的人們留下無盡的痛苦與創傷，都是更高層次的真實。
英雄首先是人。沒有人對戰爭不懼怕，也沒有一個英雄生來就想犧牲當英雄。邱夢山和他的戰友們同樣是父母所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同樣有七情六欲。麵對戰爭這個魔鬼，他們同樣恐懼，誰都不願意無故犧牲。在戰場上他們跟敵人作戰，同時也在跟自己作戰，他們要把七情六欲擰合成一個意念——愛國、愛民族、愛人民。邱夢山他們令人敬愛，不隻是因為他們英勇作戰，收複失地，讓祖國領土完整，拯救邊疆人民於水火；更感天動地的是他們同時在孝敬父母，摯愛妻子和孩子，渴望享受人間的美好生活。這種孝敬、摯愛和渴望客觀自然地融合於為國家和民族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行為之中，但集體英勇行動中，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差異，英勇行為中包含著種種個人的意念，作家和文學的任務就是要真實地再現戰爭中各色人物的這種差異和個人意念與英雄主義的融合。軍人的職業就是與魔共舞，無論他們是英雄，還是戰俘，他們都在為國家與民族而戰，社會和民眾對軍人應該多一些理解，多一點兒愛。
和平生活是人類生存的常態，戰爭是人類生存的非常態。作家對戰爭的思考是多方位的，思考最多的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無論軍人還是普通老百姓），從和平生活的常態，突然卷入戰爭生活的非常態，作為人的個體怎樣麵對與應對這種逆轉；再從戰爭生活非常態轉入和平生活的常態，人們的心靈與狀態又是怎樣恢複常態。在這兩種狀態轉化的環境下，國家、民族和人如何生存？該怎樣生存？這是作者借以小說中人物想要表達和告訴廣大讀者的東西。我想讓大家明白，一個不崇拜英雄的國家，不可能是英雄的國家；一個不崇拜英雄的民族，也不可能是英雄的民族；一個不崇拜英雄的軍隊，更不可能是英雄的軍隊；一個不崇拜英雄的人，他不可能成為英雄。
乾隆在穹覽寺碑文中曾寫道：“萬機偶暇即窮經史，性理諸書，臨池揮翰，膳後即較射觀德，以安不忘危之念，此乃大略也。”乾隆避暑之中尚且不忘習武練射，居安思危。假如讀者讀了這部小說，在國泰民安的幸福日子裏，還能想到有些國家對我國之崛起始終心存敵意，兩岸還未統一，釣魚島還被人占著，周邊國家對南沙群島居心叵測，巴拿馬運河還不是我們的安全國際通道，我們的同胞還到處在無辜遭人槍殺，這就算我沒白費心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八日於北京大慧寺清虛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