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仲良來到靜安郵政所，他見到的第一個人竟然是伊藤近二。現在的伊藤成了郵政所的門房。他扶了扶眼鏡，微笑著對仲良說他已經改名字了，他現在的名字叫尤可常。仲良看著他那張越發幹瘦的臉，說，你應該在戰俘營裏。
尤可常還是笑嗬嗬的，說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是反戰同盟的成員了，我為你們的國家多少是做過一點事的，不然你們怎麼會放過我呢？說著，他跟所有負責的門房一樣，把仲良領到所長的辦公室前，敲了敲門後，恭恭敬敬地做了個請的手勢。
可是，當仲良對所長說他還想回來當一名郵遞員時，所長詫異地盯著他看了好一會兒，說，你早該有房有車、出門有跟班了，你是抗日的功臣。仲良笑了笑，說他什麼都不是，他現在隻想找份工作養家糊口。所長點了點頭，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後，說，看來，是我看走眼了。
所長覺得有點對不起仲良，臨別時，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顯得特別寬容與感慨，讓他想來就來吧，什麼時候來都可以，連自行車都不用準備了。所長說反正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鍾，誰也不知道這郵政所的門還能開到幾時。仲良又笑了笑，說家書抵萬金，總有人要寄信的。仲良記得所長曾經說過：有時候一封信就是一片天。
蘇麗娜失蹤是在解放軍開始攻城的前夕。
那天早上，仲良去上班不久她也離開了家。已經連著好幾天了，蘇麗娜每天都在米行門口排隊，擠在搶購的人群中，可怎麼看，她都不像一個每天在為柴米油鹽操勞的女人，更不像是個郵遞員的妻子。
傍晚，仲良回到家裏生著爐子做完飯，還不見蘇麗娜回來，就坐在飯桌前，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他把可能發生的事都想了一遍後，開始發瘋似的尋找他的妻子。可是，在問遍了上海所有的警察署、收容站、難民營與救護所後，仲良的尋找變得漫無目的。他像個幽靈一樣每天遊蕩在上海的街頭，連做夢都想著蘇麗娜會忽然出現在他麵前，臉上掛著淺淡的笑容。
解放上海的戰鬥整整打了半個月，槍炮聲日夜不絕，滿大街到處都是血肉模糊的傷員與載滿士兵的軍車，仲良尋找的步履卻並未因此停止。他就像個倉皇而焦躁的逃兵穿行在大街小巷，直到解放軍的槍口頂到了胸前，讓他舉起手來時，仲良才發現自己身上的郵遞員製服早已汙穢不堪，根本分不清他是個郵遞員，還是名國軍士兵。仲良指著胸口的郵政徽章，不停地解釋，我是郵遞員，是送信的郵遞員，我是你們的同誌。
總算有位解放軍的排長聽明白了他的話，攤開一個本子，指著上麵“外白渡橋”四個字，說，你是同誌就帶我們去這裏。
仲良二話沒說，啃著排長給他的一個饅頭，就成了解放軍的向導。他帶著這個排的戰士從外白渡橋一直打到郵船碼頭。第二天，他們攻下了招商局的貨倉，可就在穿過太平路的時候，從對麵窗口射來的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腹腔。
三天後，仲良在解放軍戰地醫院的一張病床上醒來，在滿目刺眼的陽光中，他看見蘇麗娜正俯身摸著他的額頭。仲良想抓住那隻手，可人動彈不了。他張了張嘴，同時也看清楚了，那是名年輕的解放軍護士。
解放軍護士直起身，說，別說話，好好躺著。
十四
新年的第一天，天空中到處飄揚著五星紅旗，而靜安郵政所裏最大的變化是郵遞員身上的製服，全部由黃色換成了綠色。換裝後郵遞員們擠在收發室的窗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說衣服還可以，就是頂著個綠帽子走街串巷的，有點不像話。大家哈哈大笑，仲良咧了咧嘴，一扭頭就看見了蘇麗娜。她站在郵政所的大鐵門旁，穿著一件發白的士林布棉褂，就像個打雜的女工，蒼白的臉色卻更像是從醫院出來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