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都是關於革命文藝本身上的話，其次有一個客觀問題，即今後革命文藝的讀者的對象。或者覺得我這問題太奇怪。但實在這不是奇怪的問題，而是需要用心研究的問題。一種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藝而如果沒有相對的讀者界，則此文藝非萎枯便隻能成為曆史上的奇跡，不能成為推動時代的精神產物。什麼是我們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或許有人要說，被壓迫的勞苦群
眾。是的，我很願意我很希望，被壓迫的勞苦群眾“能夠”做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但是事實上怎樣？請恕我又要說不中聽的話了。事實上是你對勞苦群眾呼籲說“這是為你們而作”的作品，勞苦群眾並不能讀，不但不能讀，即使你朗誦給他們聽，他們還是不了解。他們有他們真心欣賞的“文藝讀物”，便是灘簧小調花鼓戲等一類你所視為含有毒質的東西。說是因此須得更努力作些新東西來給他們麼？理由何嚐不正確，但事實總是事實，他們還是不能懂得你的話，你的太歐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話。如果先要使他們聽懂，惟有用方言來做小說，編戲曲，但不幸“方言文學”是極難的工作，目下尚未有人嚐試。所以結果你的“為勞苦群眾而作”的新文學是隻有“不勞苦”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閱讀了。你的作品的對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現象！也許有人說：“這也好，比沒有人看好些。”但這樣的自解嘲是不應該有的罷！你所要喚醒而提高他們革命情緒的，明明是甲，而你的為此目的而做的作品卻又明明不能到達甲的麵前，這至少也該說是能力的誤費罷？自然我不說竟可不做此類的文字，但我總覺得我們也應該有些作品是為了我們現在事實上的讀者對象而做的。如果說小資產階級
都不革命，所以對他們說話是徒勞，那便是很大的武斷。中國革命是否竟可拋開小資產階級，也還是一個費人研究的問題。我就覺得中國革命的前途還不能全然拋開小資產階級。說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願多辯；將來的曆史會有公道的證明。也是基於這一點，我以為現在的“新作品”在題材方麵太不顧到小資產階級了。現在差不多有這麼一種傾向：你做一篇小說為勞苦群眾的工農訴苦，那就不問如何大家齊聲稱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為小資產階級訴苦，便幾乎罪同反革命。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事！現在的小資產階級沒有痛苦麼？他們不被壓迫麼？如果他們確是有痛苦，被壓迫，為什麼革命文藝者要將他們視同化外之民，不屑汙你們的神聖的筆尖呢？或者有人要說，“革命文藝”也描寫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各種痛苦；但是我要反問：曾有什麼作品描寫小商人，中小農，破落的書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麼？沒有呢，絕對沒有！幾乎全國十分之六，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然而它的文壇上沒有表現小資產階級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怪現象罷！這仿佛證明了我們的作家一向隻忙於追逐世界文藝的新潮，幾乎成為東施效顰，而對於自己家內有什麼主要材料這問題，好像是從未有過一度的考量。
我們應該承認：六七年來的“
新文藝”運動雖然產生了若幹作品，然而並未走進群眾裏去，還隻是青年學生的讀物；因為“新文藝”沒有廣大的群眾基礎為地盤，所以六七年來不能長成為推動社會的勢力。現在的“革命文藝”則地盤更小，隻成為一部分青年學生的讀物，離群眾更遠。所以然的緣故，即在新文藝忘記了描寫它的天然的讀者對象。你所描寫的都和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實際生活相隔太遠，你的用語也不是他們的用語，他們不能懂得你，而你卻怪他們為什麼專看《施公案》《雙珠鳳》等等無聊東西，硬說他們是思想太舊，沒有辦法；你這主觀的錯誤，不也太厲害了一點兒麼？如果你能夠走進他們的生活裏，懂得他們的情感思想，將他們的痛苦愉樂用比較不歐化的白話寫出來，那即使你的事實中包孕著絕多的新思想，也許受他們罵，然而他們會喜歡看你，不會像現在那樣掉頭不顧了。所以現在為“新文藝”——或是勇敢點說，“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年學生中間出來走入小資產階級群眾，在這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植立了腳跟。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隻要質樸有力地抓住了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核心的描寫！
說到這裏
，就牽連了另一問題，即文藝描寫的技巧這問題。關於此點，有人在提倡新寫實主義。曾在廣告上看見《太陽》七月號上有一篇詳論《到新寫實主義的路》，但未見全文，所以無從知道究屬什麼主張。我自己有兩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藝雜誌，不知道新寫實主義近來有怎樣的發展；隻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經在《小說月報》上有過一點介紹，大約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壇消息》，文題名《俄國的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起於實際的逼迫；當時俄國承白黨內亂之後，紙張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報紙的文藝欄都隻有極小的地位，又因那時的生活是緊張的疾變的，不宜於弛緩迂回的調子，那就自然而然產生了一種適合於此種精神律奏和實際困難的文體，那就是把文學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簡煉起來，省去不必要的環境描寫和心理描寫，使成為短小精悍、緊張、有刺激性的一種文體，因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電報，所以最初有人戲稱為“電報體”，後來就發展成為新寫實主義，現在我們已有此類作品的譯本，例如塞門諾夫的《饑餓》。雖然是轉譯，損失原來神韻不少，然而大概的麵目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新寫實主義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因為要對無產階級說法，所以要簡煉些。然而是文藝技巧上的一種新型，
卻是確定了的。我現在移植過來，怎樣呢？這是個待試驗的問題。但有兩點是可以先來考慮一下的。第一是文字組織問題。照現在的白話文，求簡煉是很困難的；求簡便入於文言化。這大概是許多人自己經驗過來的事。第二是社會活用語的性質這問題。那就是說我們所要描寫的那個社會階級口頭活用的語言是屬於繁複拖遝的呢，或是屬於簡潔的。我覺得小商人說話是習慣繁複拖遝的。幾乎可說是小資產階級全屬如此。所以簡煉了的描寫是否在使他們了解上發生困難，也還是一個疑問。至於緊張的精神律奏，現在又顯然地沒有。
最為一般小資產階級所了解的中國舊有的民間文學，又大都是繁複緩慢的。姑以“說書”為例。你如果到過“書場”，就知道小資產階級市民所最歡迎的“說書人”是能夠把張飛下馬——比方地說——描寫至一二小時之久的那樣繁重細膩的描寫。
所以為要使我們的新文藝走到小資產階級市民的隊伍去，我們的描寫技術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寫實主義的路”，則尚待多方的試驗。
就我自己的意見說：我們文藝的技術似乎至少須先辦到幾個消極的條件——不要太歐化，不要多用新術語，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從正麵說教似的宣傳新思想。雖然我是這麼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卻就
全犯了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說隻有知識分子看看的。
八
已經說得很多，現在來一個短短的結束罷。
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需要一個廣大的讀者對象，我們不得不從青年學生推廣到小資產階級的市民，我們要申訴他們的痛苦，我們要激動他們的情熱。
為要使新文藝走進小資產階級市民的隊伍，代替了《施公案》《雙珠鳳》等，我們的新文藝在技巧方麵不能不有一條新路；新寫實主義也好，新什麼也好，最要的是使他們能夠了解不厭倦。
悲觀頹喪的色彩應該消滅了，一味地狂喊口號也大可不必再繼續下去了，我們要有蘇生的精神，堅定地勇敢地看定了現實，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於魯莽暴躁。
我自己是決定要試走這一條路：《追求》中間的悲觀苦悶是被海風吹得幹幹淨淨了，現在是北歐的勇敢的運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導。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沒有把文壇推進一個新基礎那樣的巨才，我隻能依我自己的信念，盡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隻能把我的意見對大家說出來，等候大家的討論，我希望能夠反省的文學上的同道者能夠一同努力這個目標。
192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