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滅》就是這麼老實寫下來的。我並不想嘲笑小資產階級,也不圖以靜女士作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我隻寫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一般人

對於革命的幻滅;在以前,一般人對於革命多少存點幻想,但在那時卻幻滅了;革命未到的時候,是多少渴望,將到的時候是如何的頭奮,仿佛明天就是黃金世界,可是明天來了,並且過去了,後天也過去了,大後天也過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廢票,而新的痛苦由一點一點加上來了,那時候每個人心裏都不禁歎一口氣:“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來了幻滅。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熱望著革命的人們都曾在那時候有過這樣一度的幻滅;不但是小資產階級,並且也有貧苦的工農。這是幻滅,不是動搖!幻滅以後,也許消極,也許更積極,然而動搖是沒有的。幻滅的人對於當前的騙人的事物是看清了的,他把它一腳踢開;踢開以後怎樣呢?或者從此不管這些事;或者是另尋一條路來幹。隻是尚執著於那事物而不能將它看個徹底的,然後會動搖起來。所以在《幻滅》中,我隻寫“幻滅”;靜女士在革命上也感得了一般人所感得的幻滅,不是動搖!

同樣的,《動搖》所描寫的就是動搖,革命鬥爭劇烈時從事革命工作者的動搖。這篇小說裏沒有主人公;把胡國光當作主人公而以為這篇小說是對於機會主義的攻擊,在我聽來是極詫異的。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自始至終,沒有機會主義這四個字在我腦膜上閃過。《動搖

》的時代正表現中國革命史上最嚴重的一期,革命觀念革命政策之動搖——由“左”傾以至發生“左”稚病,由救濟“左”稚病以至右傾思想的漸抬頭,終於為大反動。這動搖,也不是主觀的,而有客觀的背景;我在《動搖》裏隻好用了側麵的寫法。在對於湖北那時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雲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動搖》中的小縣城是哪一個縣,那就更不會弄得明白。人物自然是虛構,事實也不盡是真實:可是其中有幾段重要的事實是根據了當時我所得的不能披露的新聞訪稿的。像胡國光那樣的投機分子,當時很多;他們比什麼人都要“左”些,許多惹人議論的“左”傾幼稚病就是他們幹的。因為這也是“動搖”中一現象,所以我描寫了一個胡國光,既沒有專注意他,更沒半分意思想攻擊機會主義。自然不是說機會主義不必攻擊,而是我那時卻隻想寫“動搖”。本來可以寫一個比他更大更凶惡的投機派,但小縣城裏隻配胡國光那樣的人,然而即使是那樣小小的,卻也殘忍得可怕:捉得了剪發女子用鐵絲貫乳遊街然後打死。小說的功效原來在借部分以暗示全體,既不是新聞紙的有聞必錄,也不同於曆史的不能放過巨奸大憝。所以《動搖》內隻有一個胡國光;隻這一個,我覺得也很夠了。

方羅蘭不是全

篇的主人公,然而我當時的用意確要將他作為《動搖》中的一個代表。他和他的太太不同。方太太對於目前的太大的變動不知道怎樣去應付才好,她迷惑而彷徨了;她又看出這動亂的新局麵內包孕著若幹矛盾,因而她又微感幻滅而消沉,她完全沒有走進這新局麵新時代,她無所謂動搖與否。方羅蘭則相反;他和太太同樣地認不清這時代的性質,然而他現充著黨部裏的要人,他不能不對付著過去,於是他的思想行動就顯得很動搖了。不但在黨務在民眾運動上,並且在戀愛上,他也是動搖的。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正麵描寫一個人物的政治態度,不必像屠格涅夫那樣要用戀愛來暗示;但描寫《動搖》中的代表的方羅蘭之無往而不動搖,那麼,他和孫舞陽戀愛這一段描寫大概不是閑文了。再如果想到《動搖》寫的是“動搖”,而方羅蘭是代表,胡國光不過是現象中間一個應有的配角,那麼,胡國光之不再見於篇末,大概也是不足為病罷!

我對於《幻滅》和《動搖》的本意隻是如此;我是依這意思做去的,並且還時時注意不要離開了題旨,時時顧到要使篇中每一動作都朝著一個方向,都為促成這總目的之有機的結構。如果讀者所得的印象而竟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就是作者描寫得失敗了。

《追求》剛在發表中,還沒聽得什麼意

見。但據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說,是太沉悶。他們都是愛我的。他們都希望我有震懾一時的傑作出來,他們不大願意我有這纏綿幽怨的調子。我感謝他們的厚愛。然而同時我仍舊要固執地說,我自己很愛這一篇,並非愛它做得好,乃是愛它表現了我的生活中的一個苦悶的時期。上麵已經說過,《追求》的著作時間是在本年四月至六月,差不多三個月;這並不比《動搖》長,然而費時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擱起來的日子,兩個月是十足有的。所以不能進行得快,就因為我那時發生精神的苦悶,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間會有好幾次往複的衝突,我的情緒忽而高亢灼熱,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這是因為我在那時會見了幾個舊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這些事將來也許會有人知道的。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層極厚的悲觀色彩,並且使我的作品有纏綿幽怨和激昂奮發的調子同時並在。《追求》就是這麼一件狂亂的混合物。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緒在筆調中顯現出來,從第一頁以至最末頁。

這也是沒有主人公的。書中的人物是四類:王仲昭是一類,張曼青又一類,史循又一類,章秋柳、曹誌方等又為一類。他們都不甘昏昏沉沉過去,都要追求一些什麼,然而結果都失敗;甚至

於史循要自殺也是失敗了的。我很抱歉,我竟做了這樣頹唐的小說,我是越說越不成話了。但是請恕我,我實在排遣不開。我隻能讓它這樣寫下來,作一個紀念;我決計改換一下環境,把我的精神蘇醒過來。

我已經這麼做了,我希望以後能夠振作,不再頹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見北歐運命女神中間的一個很莊嚴地在我麵前,督促我引導我向前!她的永遠奮鬥的精神將我吸引著向前!

最後,說一說我對於國內文壇的意見,或者不會引起讀者的討厭罷。

從今年起,煩悶的青年漸多讀文藝作品了;文壇上也起了“革命文藝”的呼聲。革命文藝當然是一個廣泛的名詞,於是有更進一步直截說出明日的新的文藝應該是無產階級文藝。但什麼是無產階級文藝呢?似乎還不見有極明確的介紹或討論;因為一則是不便說,二則是難得說。我慚愧得很,不曾仔細閱讀國內的一切新的文藝定期刊,隻就朋友們的談話中聽來,好像下列的幾個觀點是提倡革命文藝的朋友們所共通而且說過了的:(1)反對小資產階級的閑暇態義、個人主義;(2)集體主義;(3)反抗的精神;(4)技術上有傾向於新寫實主義的模樣(雖然尚未見有可說是近於新寫實主義的作品)。

主張是無可非議的,但表現於作品上時,卻亦不免未能適如所期許

。就過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雖然有一部分人歡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搖頭。為什麼搖頭?因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麼?如果有人一定要拿這句話來閉塞一切自己檢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對。但假如還覺得這麼辦是類乎掩耳盜鈴的自欺,那麼,虛心的自己批評是還要的。我敢嚴正地說,許多對於目下的“新作品”搖頭的人們,實在是誠意地讚成革命文藝的,他們並沒有你們所想象的小資產階級的惰性或執拗,他們最初對於那些“新作品”是抱有熱烈的期望的,然而他們終於搖頭,就因為“新作品”終於自己暴露了不能擺脫“標語口號文學”的拘囿。這裏就來了一個問題:“標語口號文學”——注意,這裏所謂“文學”二字是文義的,猶之Socialist Literature一語內之Literature——是否有文藝的價值。我們空口議論,不如引一個外國的來為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頃,俄國的未來派製造了大批的“標語口號文學”,他們向蘇俄的無產階級說是為了他們而創造的,然而無產階級不領這個情,農民是更不客氣地不睬他們;反歡迎那在未來派看來是多少有些腐朽氣味的倍特尼和皮爾涅克。不但蘇俄的群眾,莫斯科的領袖們如布哈林、盧那卻爾斯基、托洛茨基,也覺得“標語口

號文學”已經使人討厭到不能忍耐了。為什麼呢?難道未來派的“標語口號文學”還缺少著革命的熱情麼?當然不是的。要點是在人家來看文學的時候所希望的,並非僅僅是“革命情緒”。

我們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地走入了“標語口號文學”的絕路,至少也是無意地撞了上去了。有革命熱情而忽略於文藝的本質,把文藝也視為宣傳工具——狹義的——或雖無此忽略與成見而缺了文藝素養的人們,是會不知不覺走上了這條路的。然而我們的革命文藝批評家似乎始終不曾預防到一著。因而也就發生了可痛心的現象:被許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卻正是並不反對革命文藝的人們所歎息搖頭的。“新作品”之最初尚受人注意而其後竟受到搖頭,這便是一個解釋,不能專怪別人不革命。這是一個真實,我們應該有勇氣來承認這真實,承認這失敗的原因,承認改進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