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麵對美國對中國的遏製駭堵打壓，利益論者解釋，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將中國看作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所以處處打壓中國。
這種泛世俗化泛利益論的解釋不符合客觀實際。中國僅僅是日本經濟的三分之一，是美國的近七分之一，歐盟的三分之一。並且，在產業結構上，在軍事技術上，中國不僅與美國相差一截、甚至與歐盟日本都相差許多。中國成為美國獨霸世界的競爭對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現在世界上，在多數人眼裏，還是與印度、鎊等一樣的地區大國。
況且，國家實力並不是與美國形成對立的原因，如果論國家實力，歐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為與美國爭霸世界的對手，他們與美國的對抗勢力和潛力，遠在中國之上。但這些國家，沒有被美國視為對手或潛在的威脅，沒有與美國在全世界各地爭鬥。印度的經濟發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矚目，也以近兩位數的增長率在積聚勢力，並且發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沒有被視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美國甚至幫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國與美國明裏暗裏地交手。
中美之間現在的對立，究其本質，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社會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有神論的對立，是傳統的儒教務實主義與基督教追求天國精神的對立，是複活的佛教意識與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對立，是試圖將世界納入基督教價值體係的努力與固守傳統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努力之間的對立。背後，是美國的基督新教信徒與中國人之間的較勁，是美國基督教徒與中國的傳統力量的較勁。
所以，中美之間的對立關鍵，是誰接受誰的價值觀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官方價值觀已經沒有了當初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偉指向，相反，美國一直要建立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體係，並一直在為之努力，所以，問題的關鍵，歸根結蒂是，中國能不能接受美國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文明的問題，也就是接受那套大眾民主、全民性人權、廣泛的自由等、帶有明顯的近代基督教胎記的文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靠人民幣升值若幹，對外貿易自我設限若幹，或多買一些美國的波音飛機等做法能解決了的。
美國人的外交也會呈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比如說，與蘇聯聯手打擊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聯手威脅不大的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對抗強敵蘇聯，聯手伊斯蘭世界的獨裁政體打擊本拉登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可以放棄意識形態主導的原則。美國人善於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然後再打擊次要的敵人。與蘇聯聯手消滅納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後，美國人就開始了對蘇聯封鎖和對抗。誰是主要敵人，主要看誰是威脅基督教文明世界的當前的主要勢力。這種靈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個非常重視智慧的宗教，耶穌多次告訴弟子，傳教要有智慧，“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裏甚至有著與上帝一樣的高度，《聖經》的一些篇章說耶穌就是智慧，上帝與智慧一起創造了世界。用智慧解決問題是基督徒處世的一個原則，美國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這一原則。
看清美國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的本質，而不用泛利益論的方法來分析其外交行為，這很重要，這樣，就會明白美國人眼中的真正的敵友及真實的外交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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