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利益論來解釋國家之間的外交的動機，有其正確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講的，利益論非常適用於日本這樣的世俗化的國家。日本在曆史上鮮有宗教戰爭，傳統上是儒教的世俗主義國家，在近代也沒被宗教化過，佛教一直是個人或階層的信仰問題，除了曆史上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外，沒被提高到國家或政治權力鬥爭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著最大程度實現國家利益的原則。
用利益論解釋歐洲國家的外交也有實用性，因為歐洲國家雖然原來為基督教國，但現在已經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則。
歐洲和日本跟著美國的外交跑，是因為美國是西方盟主的緣故，美國因為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二戰後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當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發生大的衝突的時候，歐洲與日本，都會選擇擺脫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實現現實利益的外交，不為意識形態犧牲現實利益。這是世俗化國家的一貫作風。
但是，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則不靈了，綜上所述，美國的外交，是實現基督教理念、傳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識形態性外交。占國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自然也左右著美國的外交。這些國民選出的總統，不僅反映著美國國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著美國國民的宗教訴求，而且，經常的情形是，總統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誠甚至激進的基督教信徒。這就使得美國對外整體上，經常變成一個官工商民結合的傳教實體，成為實踐基督教理念的團體，這個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麵所說，是美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在全球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等基督千禧國的夢想。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區別，不是宗教政黨與世俗化政黨的區別，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篤信者的不同集團的區別；克林頓與布什的區別，也隻是基督教自由主義者、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對外上，在異教徒麵前，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因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黨緣故，他們執行的外交，也都是反映著基督教理念的外交，也是幹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為實現全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這個秩序，就是他們眼中認為是上帝意誌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社會體製。所以，民主黨的克林頓可以打一場人權旗幟下的南聯盟戰爭，共和黨的布什也可以打兩場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
在這樣的國民和政治家麵前，聯想起他們的祖先千百年來在歐洲大陸進行的無數場宗教戰爭，聯想起他們的祖先在歐洲為信仰犧牲性命的宗教熱情，再看到依然存在於他們國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緒，利益論顯然就不靈了。用利益論來解讀美國，會陷入泛利益論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質。
誠然，我們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也經常會看到美國人在為其戰略資源國家安全等國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場麵，但這個國家利益，也很少會脫離美國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戰略目標。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其外交的關係，就如在前言中所說，“美國人的外交雖然也經常表現為一城一池的爭奪，一錙一銖必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來美國的外交也執著於利益，但其從全局上，從來沒有偏離過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係的戰略目標，其利益外交，也是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服務的，利益外交僅僅是實現其戰略過程的手段，利益外交僅僅是戰術上的表現。”
泛利益論會誤導對美國的讀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頭所說，利益論的一個名言，就是：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這種說法就不適用於美國，容易讓人忽略美國外交因基督教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戰鬥性的本質。
美國有永恒的敵人，那就是美國人眼中的敵基督者。
敵基督者是一個宗教概念，是指來自撒旦的與基督精神針鋒相對的人或實體，《聖經》認為，敵基督者的出現是必然，並在多處對他的出現作了預言。“敵基督者”一詞具體所指，因時代而異。在古代，瘋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羅馬皇帝尼祿，被所有基督教徒認為是敵基督者。在現代，希特勒及納粹、蘇聯及斯大林都獲取過這個稱號。現在，獨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國人眼中的敵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爾說，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個被認為是敵基督的勢力或人，都被美國人視為敵人，美國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後快，這是美國的一貫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敵基督的軍國主義體製、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納粹運動、再是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運動、然後是近些年複興的伊斯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