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權被分割後，用人之權，全不在宰相而歸於單列的考課院。“這是宋初皇室在一種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減奪中書宰相職權而添設的。”
從秦漢到明清，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一個趨勢：皇帝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多疑，對大臣們的防範越來越嚴密，大臣們為了避禍，表麵上越來越恭順。劉邦建立漢代後，盡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種“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盡管韓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運，但高祖釋放了勸韓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麵前自辨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漢高祖有這番度量，沒把功臣都殺完或者全部剝奪權力，所以他死後，諸呂為亂，周勃和陳平才能誅殺諸呂安定漢室。
到了朱元璋，幹脆廢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權力是收回來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權必然被宦官蠶食。所以黃宗羲感歎道：“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權力集中於一人會帶來弊病，但他沒辦法信任大臣們，不得不如此。用錢穆的話來說，中國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確實是製度，有一些則隻能叫做事情或法術”。從漢代到明清，製度的東西越來越少，法術的東西越來越多。二者有什麼區別呢？砍柴不揣簡陋，大膽打個比喻。比如一個國家有總統府，有內閣，有參眾兩院，不論是總統製還是內閣製國家，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如何產生，他們的權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大家按著程序來辦事就是尊重製度。如果一個總統不放心總理，自己很隨意地再設一個龐大的辦事機構，把內閣的權力奪過來，這就是法術。清朝比明朝更進一步，不但不設宰相，到後來連內閣六部的權力也削奪了，直接搞一個軍機處這樣的私人秘書機構。
所謂“法術”，就是黃宗羲在《原法》中所說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製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因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裝寶物的盒子在哪個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備這個寶盒是不是被人覬覦被人偷盜，黃宗羲說：“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這樣的多疑皇帝控製術再嚴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順，也不能保證江山萬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