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作品經曆了幾個大的變化。他的第一本小說《滅亡》，是在巴黎一間小旅館中寫出來的。那時候他心中充滿了對人世間的不平，思想複雜而苦悶，滿腦子反抗的情緒，他說：“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種種的矛盾……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號……同時慘痛的受苦的圖畫像一根鞭子那樣在後麵鞭打我。我隻有拿起筆，不顧一切地寫下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愛情三部曲》，以激烈的情感噴發來傾吐對不合理社會的痛恨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這之後，他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升華了，他開始從更深的層麵上關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劇，發表了《憩園》、《寒夜》等思想更深刻、感情更蘊藉的作品。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巴金逐漸轉向散文創作。經曆“文革”後，一部拷問自我和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隨想錄》浸透著一個曆經苦難的世紀老人熾熱而深沉的情感，閃爍著巴金的良知、人格與智慧的熠熠的光芒。
從維熙先生在《走過世紀的巴金》一文中深情而又睿智地寫道：“當我與巴老心靈對話時，心中常常不是喜悅的述說，而是難以言喻的感傷，之所以產生如此的心緒，是巴金一生的創作年表啟迪我的。”這位穿越了現、當代曆史經緯的文學泰鬥，以他那支多情而動人的筆，寫出了豐碑式的文學長卷，深刻地影響了幾代人。“巴老以他的銳利筆鋒，挑開了舊中國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喚著新時代的一輪驕陽。”
數十年來，尤其從1981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起，在讀者和人們心中，巴金就像一盞熠熠閃耀的長明燈，照耀著文壇，給人以溫暖的慰藉。他的去世，是中國文學一個世紀的結束。
（四）巴金的赤誠
巴金雖然遠去了，但他給我們留下了許多——不僅是大量的傳世之作，更有寶貴的精神財富。
巴金曾說：“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資格活下去。作家是職業，不是官職。隻要手裏捏著筆，他可以寫到死。隻要有人讀他的書，誰也不能強迫他擱筆。但是作家多年不寫文章，他就會被讀者忘記。……培養作家的是生活，養活作家的是讀者，我始終這樣想。”又說：“我寫作一不為吃飯，二不為出名。我藏在心裏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我是春蠶，吃了桑葉就要吐絲，哪怕放在鍋裏煮，死了絲還不斷，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巴金代表著中國作家為讀者而活著、永不擱筆的奮鬥精神和春蠶到死絲不斷、為給人間添溫暖的獻身精神，象征著中國人的“求真意誌”和“懺悔精神”，為二十世紀中國精神史奠定了新的高度。
芸芸眾生幾乎無不渴望著長壽，而巴老並無意於追求“人瑞”的晚年。他那跨越世紀的生命力是以為讀者而活著作為精神支撐的。在漫漫人生征途中，他是以求真意誌、人間真情以及奮鬥獻身的精神為終極追尋的，這就使巴老的人格和文格升騰到令人景仰的境界。他像一盞明燈永遠地照耀著讀者，照耀著人們。其實，早在2003年初，天穹中就有一顆以巴金命名的行星了，他將永遠給人們帶來溫暖與光明。
從維熙先生的兒子、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的從眾，去上海為巴老完成了麵部肖像的雕塑。巴老出於關愛，在從眾告別上海之前，特意把他剛剛出版的一至四卷《隨想錄》題贈給了從眾。巴老叮嚀他，其中第三卷是題贈給你父親的——那就是從先生一直置於案頭並熟讀過了的《真話集》。巴老沒有說出來，但他的意思當然是希望所有作家的作品和行為都以說真話為標尺，說真話，抒真情，辦真事。是的，當巴老到了暮年，麵對夕陽靜思人生與世事時，便常常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於是不斷地呼籲人們講真話。在巴老《真話集》後記中，老人引證了眾所周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希望人們講真話。但做起來並不容易，因為講真話需要正直、善良與勇氣，而巴金正是這樣一個真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