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好人上天，壞人下地。”母親胸有成竹地微笑著，理所當然似的。
“死後不是都埋在墳裏嗎？”我執拗地問。
“那是身體。還有靈魂，公公的靈魂上天了。”媽說。
“媽，人遲早都會死嗎？”我惶恐不安。
“壞人的死，是永久的死；好人的死，是到比人間好得多的天堂裏過日子去了。”母親說得那樣的自然、暢快，竟在我幼稚的心靈裏頓掃對於死亡的恐怖，並強烈地產生了做個好人、永生不死的希望。
又是一個清明節。我又來到公雞嶺上，祭奠雙親，拜掃父親的老墳和母親的新墳。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惟此兩三辰。塚頭莫種有花樹，春色不關泉下人。但野草卻長得繁榮興旺，綠染春山，無論如何，泉下的母親是喜歡蓬勃的春草的。此時，我又想起了王安石的《孫君挽詞》：“喪車上新壟，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母親的靈魂不必隨帛暫還，原本就在碑下，就在山上，就在雲間，就在我的心裏。
一生身是寄，百歲去如飛。杜牧曾低吟：“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楊慎更深歎：“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母親雖不曾領悟過如此詩情，但她啟示過我——人，是捏著拳頭來出世的，空手而來，活著時，總想抓點什麼，可是到死的時候，手是撒開的，什麼也不抓了，人人空手而歸。生無帶來，死無帶去嗬！母親的啟示使我領悟到——每一個人，當他降生時，總是哭著來到這個世界的，周圍的親人卻笑著歡迎他的降生；而當他即將離開這個世界時，周圍的親人們在哭泣，在哀傷，他自己卻應當微笑，應當寬慰。為什麼呢？因為，哭著生來，是意識到人生的重任；笑著死去，是慶賀完成了人生的重任。
雲漫漫兮白日寒，天荊地棘行路難。母親的一生，平凡而又坎坷。
1910年，母親出生在一個普通的私塾教師家庭裏。外公是深受鄉民及弟子們愛戴的私塾先生，一生教出了許多出色的弟子，屢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母親從小接受外公的教誨和私塾的熏陶，但也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風氣的影響，未能免俗，沒能讀完私塾，隻跟著外公粗略學了一些文化，也算頗能斷文識字了。在我的記憶裏，她能夠讀信讀報，也能寫寫信，而更拿手的是讀歌冊。每逢閑暇之時，左鄰右舍的老嬸老姆、嫂子媳婦和姐妹們便聚攏到“四點金”院落的廳堂裏，圍著我母親。此時的母親，真是神采奕奕、滿麵春風。她戴著眼鏡，捧起歌冊，一句一句地朗讀起來，而那腔調與韻味，又分明像在唱歌，正如潮州話所說的“唱歌冊”。什麼“薛仁貴征西”、“楊令婆辯十本”……
母親的人品，親友們是有口皆碑的。那時候，家境雖不算很窮，但也不寬裕。然母親持家有道，省吃儉用，時常接濟鄰居與親友。為了解除親戚與好友的憂患，母親毅然先後收養了原本窮苦無依的兩位姐姐和一位哥哥，雖然給家庭經濟增添了沉重的負擔，但母親咬緊牙根，步履艱難地承受了下來。
三
潮陽的老屋早已破舊不堪。母親苦心維護，居住了多年。在我家遷離潮陽到汕頭定居之後，潮陽老屋又經年借給親人居住。
汕頭市中山路的房子也是破舊的，貝灰砂結構，樓下的前牆全是木板，二樓的前牆則是假牆，連同陽台和小廚房共三十多平方米。一家八口人住下，緊巴巴的。好在我家在屋後用竹篷和木板搭建了八平方米的後間，屋前又用木柵欄圍了十幾平方米作為前庭。庭裏有一棵巨大的苦楝樹，每至晚春初夏，那苦楝樹便是滿樹冠的綠葉簇擁著滿樹冠的盛開的紫白色細碎的花朵。在幽幽的花香裏，生活著通體漆黑而雙翅綴滿白點的美麗而活潑的甲蟲——苦楝牛，那長長的、彎曲的黑白相間的觸須，那強健有力的雙翅和那對鋒利異常的門牙，以及八條能夠緊緊攀附人手的強勁的美腿，使它渾身充滿生機與活力。苦楝樹和苦楝牛那美好的形象，早已深深地刻烙在我的童年和少年裏，給了我許許多多的歡樂與情趣。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懂事以來，便清楚地知道，同當時的許多家庭一樣，我家是貧困的。在舊家俬店工作的父親，每月工資隻有三十一元五角錢，光靠這份工資贍養八口之家是非常拮據的。於是，竹篷和木板搭建的八平方米的後間出租了，每月便有了兩元租金。我的哥哥阿憨三歲時，遭受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的驚嚇，得了嚴重的精神病，終其一生而不治，書不能讀，活不能幹。在他十五歲時，某夜徹夜不歸家，全家人四處奔走尋覓，第二天終於發現他失足溺死於市郊的一個池塘裏。此前，最小的妹妹又死於白喉症。家中除了父母，就隻剩兩位姐姐、我和妹妹了。而比我們大得多的兩位養姐，早已嫁人。為著生計，十四歲的大姐已經在織席廠做了三年工，而十歲的二姐也在織席廠做了一年了。妹妹還小，全家隻讓我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