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褚人獲《堅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語，《筆記小說大觀》第二輯。
[3]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陳寅恪《贈蔣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中華書局，1992年。
[6]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
[7]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靜安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書店，1983年影印本。
[8]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鄧廣銘《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2期。
[10]朱熹《楚辭集注》附《後語》卷六《服胡麻賦》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影印宋端平本。
[11]傅樂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卷第4期。
[12]羅聯添《從兩個觀點試釋唐宋文化精神差異》，《唐代文學論集》，學生書局，1980年。
[13]馮天瑜等《中國文化史》下編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導言》，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15]《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七，《四部叢刊》本。
[16]王十朋《梅溪文集·前集》卷十四，《四部叢刊》本。
[17]任淵《山穀詩集注》卷首，《四部備要》本。
[18]脫脫等《宋史》卷二百二，中華書局，1985年。
[19]方孝孺《談詩五首》之二，《遜誌齋集》卷二十四，《四部叢刊》本。
[20]《歐陽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21]蘇軾《王元之畫像讚》，《蘇軾文集》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86年。
[22]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蘇軾文集》卷六十三。
[23]蘇軾《六一居士集敘》同上，卷十。
[24]宋代雖然仍有蔭子製度，但蔭官級別很低，隻享有照顧的待遇，不能繼承權力，除非他自己有能耐爬上同父輩一樣高的官位。不過，由於教育和社會關係等各方麵的優越條件，宋代數世顯宦的家庭還是不少的，但製度上沒有給予世襲權。
[25]張希清《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第2卷。
[26]陳義彥《從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階層的社會流動》，《思與言》第9卷第4期，1977年11月。
[27]參看歐陽修《朋黨論》，《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七。
[28]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中華書局，1979年。按：“馬光”指司馬光，兩人於熙寧二年十一月給宋神宗講經時發生爭論，由神宗打圓場告終，詳情見司馬光《手錄》“呂惠卿講鹹有一德錄”條，《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一，日本汲古書院，1993年。韓琦在熙寧三年二月上疏反對青苗法，後被“製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頒之天下。其批駁，史或載王安石自為之，或雲曾布所為，詳見《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呂惠卿“廷辯”，當亦指此。
[29]事見陸遊《家世舊聞》卷上，中華書局，1993年。
[30]歐陽修《新唐書·禮樂誌序》，中華書局，1975年。
[31]歐陽修《本論》，《歐陽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32]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同上，卷一百十一。
[33]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蘇軾文集》卷二十五。
[34]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蘇軾文集》卷二十五。
[35]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卷十。
[36]王安石《上皇帝萬言書》，《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37]見馬永卿輯、王崇慶解《元城語錄解》卷上第十五條，《叢書集成》本。
[38]葉適《財總論一》，《水心集》卷四，《四部備要》本。按：“本朝之承平”，當指仁宗時期，《財總論二》：“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
[39]葉適《財總論一》，《水心集》卷四，《四部備要》本。
[40]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
[41]王安石《兼並》同上，卷五十一。
[42]《宋史·食貨誌上二》。
[43]《新唐書·食貨誌二》。
[44]《宋史·食貨誌上二》。
[45]《宋史·食貨誌下一》。
[46]張方平《論國計事》，《樂全集》卷二十四，《四庫全書》本。
[47]《宋史·食貨誌下八》。
[48]王安石對舊的經濟結構的這種描述，當然也是過於誇張的，隻是與宋代相比而言，由於“利”源較單純，故“利孔”亦不多。
[4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條。
[50]夏竦《進策·議國用》，《文莊集》卷十三，《四庫全書》本。
[51]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396～397頁。
[52]見蘇洵《利者義之和論》，《嘉祐集箋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蘇軾《蘇氏易傳》卷一釋《乾文言》“利者義之和”句，《叢書集成》本。朱熹的指責見《朱子語類》卷六十八，中華書局，1994年。
[53]王安石《答曾公立書》，《王文公文集》卷八。
[54]王安石《周官新義》卷一，《叢書集成》本。按：此處的闡釋方法，就是著名的荊公“字說”。由於將形聲字都作會意字解釋，“字說”在文字學上頗受非議，其實，荊公“字說”不屬文字學範疇，隻是借文字學的方法來確定一係列概念的含義，以此構建其學說體係。博學如荊公，未必不知其所釋非字之本義，他是把這些字當作儒家學說中的特定概念來解說的。
[55]王安石《周官新義》卷一，《叢書集成》本。
[56]事見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436頁。
[57]事見《二程集》第412頁，及《宋史·譙定傳》，情節稍有不同。
[58]《易程傳》卷六“未濟”卦彖辭注，《叢書集成》本。
[59]歐陽修《韻總序》，《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60]《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24頁。
[61]《程氏遺書》卷二五，《二程集》317頁。
[62]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陳亮集》卷一，中華書局，1974年。
[63]《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附錄引王淮語。
[64]劉塤《隱居通議》卷二雲：“聞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叢書集成》本）按：水心是浙東學派的葉適，其學術態度固與朱熹的尊程貶蘇迥異。
[65]歐陽修喜歡把是非訴諸一般的人之常情，而不太願意談“性”。他曾跟劉敞說，不管人“性”是善是惡，“道”皆不可廢，故不必談“性”。這個說法受到了劉敞的反駁。詳見《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全書》本。
[66]蘇軾《上曾丞相書》，《蘇軾文集》卷四十八。
[67]詳見本書第二章。
[68]《曆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269頁。
[69]歐陽修《係辭說》，《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
[70]王夫之《宋論》卷一第四條，中華書局，1964年。
[71]宋孝宗《禦製文集序》，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叢刊》本。
[72]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製》同上。
[73]轉引自《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1995頁。
[74]今計共有九處，倘加上字麵略異而意思相近的，則更多。詳見本書第六章。
[75]劉琳《華陽國誌校注》卷三，巴蜀書社，1984年。
[76]田錫，《宋史》本傳稱“嘉州洪雅人”，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進士高等。按《元豐九域誌》卷七“嘉州”下雲：“淳化四年（993年）以眉州洪雅縣隸州。”（《宋史·地理誌五》同）所以，在田錫中進士以前和以後的十幾年中，洪雅尚屬眉州治下。田錫應是眉州在宋代的第一位進士。
[77]《眉州屬誌·凡例》，《中國地方誌集成》本。
[78]陸遊《眉州披風榭拜東坡先生遺像》，《陸放翁全集·劍南詩稿》卷九，中國書店，1986年。
[79]祝穆《方輿勝覽》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
[80]蘇洵著，今人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81]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一慶曆七年條下，巴蜀書社，1985年。按：此年蘇洵之父蘇序去世，洵還家服喪，從此結束遊學四方的生活，居家著書教子，此年作《題張仙畫像》，已稱二子之名，則《名二子說》最可能的寫作時間確為慶曆七年。請參考《嘉祐集箋注》415～416頁。又，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記蘇軾十歲時與母親對話已自稱“軾”，當屬追敘之筆，難以為據。
[82]《嘉祐集箋注》“佚詩”部分。
[83]《嘉祐集箋注》卷十五。
[84]《嘉祐集箋注》卷十四。
[85]蘇軾《蘇廷評行狀》，《蘇軾文集》卷十六，中華書局，1986年。
[86]蘇軾《謝範舍人書》，《蘇軾文集》卷四十九。
[87]蘇轍《伯父墓表》，《蘇轍集·欒城集》卷二十五，中華書局，1990年。
[88]蘇軾《蘇廷評行狀》，《蘇軾文集》卷十六，中華書局，1986年。
[89]曾鞏《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曾鞏集》卷四十三，中華書局，1984年。
[90]蘇轍《伯父墓表》，《蘇轍集·欒城集》卷二十五。
[91]俱見《眉州屬誌·選舉誌》。呂陶雲石洵直祖上有石藏用，遷家到眉山，至洵直已曆七世。《琬琰集刪存》卷二，範鎮《石工部揚休墓誌》，謂七代祖藏用徙家眉州。此可證二石同族。
[92]蘇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嘉祐集箋注》卷十五；蘇軾《石氏畫苑記》，《蘇軾文集》卷十一。
[93]蘇軾《眉州遠景樓記》，《蘇軾文集》卷十一。
[94]魏了翁《眉州威顯廟記》，《鶴山集》卷四十一，《四庫全書》本。
[95]呂陶《秭歸縣令李君墓誌銘》，《淨德集》卷二十五，《叢書集成》本。
[96]《漢書·文翁傳》。據說蘇軾從表兄文同，就是文翁的後代，見《蘇軾文集》卷二十一《石室先生畫竹讚》，及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本）卷首載範百祿撰文同墓誌。此未必可靠，但文翁所建學校舊址，一直保存於成都，稱“文翁石室”，表示了川人對他的懷念。
[97]黃滔《噫二篇》，《莆陽王禦史集》上帙，《叢書集成》本。
[98]文同《彭州張氏畫記》，《丹淵集》卷二十二。
[99]蘇軾《眉州遠景樓記》，《蘇軾文集》卷十一。
[100]宋代最早的紙幣首見於蜀中，可以證明那裏的商品經濟領先於全國，此是承前、後蜀而來；文化上，《花間集》以外，後蜀時刻過一次石經，還雕版印刷儒家典籍，這在曆史上也是開風氣的，宋人亦多予好評。
[101]文同《成都府運判廳燕思堂記》，《丹淵集》卷二十三。
[102]《資治通鑒》唐順宗永貞元年，胡三省注：“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
[103]呂陶《成都新建備武堂記》，《淨德集》卷十四。“七年三亂”當指甲午（994年）李順破成都稱大蜀王，丙申（996年）王鸕鶿起事稱邛南王，庚子（1000年）王均以戍兵叛。
[104]文同、呂陶集中多有此種議論，蘇軾《上知府王龍圖書》中的論述更切中利害，見《蘇軾文集》卷四十八。
[105]據呂陶記，慶曆六年“詔許蜀人初仕於鄉”，見《夫人文氏墓誌銘》，《淨德集》卷二十七。
[106]蘇洵《謝相府啟》，《嘉祐集箋注》卷十五。
[107]蘇洵《上韓丞相書》同上，卷十三。
[108]蘇洵《衡論·廣士》同上，卷四。
[109]蘇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同上，卷十五。
[110]見司馬光《蘇主簿夫人墓誌銘》引蘇洵語，《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十六，《四部叢刊》本。
[111]蘇洵《與梅聖俞書》，《嘉祐集箋注》卷十三。
[112]蘇軾《陳太初屍解》：“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蘇軾文集》卷七十二。
[113]蘇軾《範文正公文集敘》，《蘇軾文集》卷十。
[114]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卷十。
[115]蘇洵《與梅聖俞書》，《嘉祐集箋注》卷十三。
[116]蘇洵《祭亡妻文》，《嘉祐集箋注》卷十五。
[117]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蘇轍集·欒城後集》卷二十二。範滂為東漢名士，罹黨禍被害，被捕前與母親訣別，母曰：“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於是範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從容就義。事見《後漢書·黨錮列傳》。
[118]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119]蘇洵《上韓丞相書》，《嘉祐集箋注》卷十三。
[120]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121]蘇軾《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蘇軾詩集》卷三十五，中華書局，1982年。
[122]蘇轍《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蘇轍集·欒城集》卷七。
[123]蘇洵《上張侍郎第一書》，《嘉祐集箋注》卷十二。
[124]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一，嘉祐元年五月條，巴蜀書社，1985年。又，寺名，諸種記載多省稱“興國寺”，唯《四部備要》本《山穀詩集注·目錄》注文中，稱“山穀有太平興國寺浴室院題名”，故知寺名全稱為“太平興國寺”，當是宋太宗時以年號賜為寺名。
[125]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樂全集》卷三十九，《四庫全書》本。
[126]蘇轍《潁濱遺老傳上》，《蘇轍集·欒城後集》卷十二。又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中華書局，1983年。
[127]蘇軾《上韓太尉書》：“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嚐辱問其姓名。”《蘇軾文集》卷四十八。
[128]歐陽修《與梅聖俞》其三十一，《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四十九。
[129]蘇軾《範文正公文集敘》，《蘇軾文集》卷十。
[130]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131]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又見其《曲洧舊聞》卷八，《寶顏堂秘笈》本。
[132]蘇洵《極樂院造六菩薩記》，《嘉祐集箋注》卷十五。
[133]蘇軾《夜泊牛口》，《蘇軾詩集》卷一。
[134]現存蘇軾的最早兩首詩，是作於丁憂居蜀時的《詠怪石》、《送宋君用遊輦下》，見《蘇軾詩集》卷四十八。但一般的蘇詩編年集子，都以《南行前集》中的作品為開篇，而把那兩首放在補編。
[135]即《南行前集敘》，《蘇軾文集》卷十。按：蘇集中凡“序”皆作“敘”，避祖父蘇序諱也。
[136]宋人舉賢良，皆須先繳進策、論五十篇，謂“進卷”。蘇軾之“進卷”，即七集本之《應詔集》，包括二十五篇策與二十五篇論。同樣，蘇轍的“進卷”也就是《欒城應詔集》。繳上“進卷”以後，應試人還要通過“秘閣試論”六篇，最後才能參加“禦試對策”。《欒城應詔集》除“進卷”外，也將“秘閣試論”與“禦試對策”編入，蘇軾的《應詔集》則隻有“進卷”，其試論與對策見七集本之《後集》卷十。
[137]《宋會要輯稿·選舉》一〇之二二，中華書局，1957年。吳育應試科目為“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138]事載蘇轍《潁濱遺老傳上》，《蘇轍集·欒城後集》卷十二。蘇轍事後作《謝製科啟》，誤入《蘇軾文集》中（卷四十六《謝製科啟二首》，第二首是蘇轍的）。
[139]歐陽修《與焦殿丞（千之）》，《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五十。
[140]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
[141]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一之八，王安石擔任了“秘閣試論”的考評官。但他未擔任“禦試對策”的考評官，《邵氏聞見後錄》當是指“禦試對策”而言。至於“秘閣試論”的評定，是看應試人能否答對論題的出處，其標準比較客觀，考官的主觀好惡不起決定作用。
[142]當時的官製，分官、職、差遣三種，前兩種是名譽性、品級性的，差遣才是實際職務。此處“大理評事”是官，“簽判”是差遣，“簽書判官廳公事”之簡稱，知府的助理官。
[143]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下，《四庫全書》本。
[144]蘇轍《潁濱遺老傳上》，及蘇軾《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蘇軾詩集》卷四。
[145]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說蘇洵作《辨奸論》是在王安石母親逝世的時候，據曾鞏《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曾鞏集》卷四十五），知王安石母吳氏卒於嘉祐八年。
[146]曾鞏《蘇明允哀詞》，《曾鞏集》卷四十一。
[147]蘇軾《謝製科啟二首》之一，《蘇軾文集》卷四十六。
[14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49]青苗法：在農民青黃不接時，政府發放“青苗錢”，每年兩次，限期繳還，取息二分。此舉有似於今天的農業貸款，可以抑製高利貸者，但當時政府行此，實際變成不顧農民需要與否，強製攤分的“抑配”行為。故此法在“新法”諸措施中，最為反對者所詬病。
[150]免役法：由原來承擔差役的人戶出“免役錢”，原來不承擔差役的人戶出“助役錢”，政府以此錢雇人代役。此實為政府向人民征收役錢，以用於雇役。征收的錢總比實用的多，政府可增加一筆收入。各人戶情況不同，出錢代役有受損者，也有得便者，不能一概而論。
[151]均輸法：商品轉銷所生之“利”，一大部分源自地區差價，而為商賈所得，均輸法是以國家專設發運官，掌握商業情報，來作“徙貴就賤，用近移遠”的事，代替商賈得“利”，同時也起到平衡物價的作用。這個辦法的發明者是漢代的桑弘羊，以官辦商務來取代自由商業，利弊均有。
[152]市易法：設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場，控製物價，代替住商向行商提供貸款或賒售貨物，取年息二分。
[153]方田均稅法：全國統一丈量土地，重定稅額。此舉主要為揭發大地主的隱瞞田產，使入稅籍。
[154]農田水利法：派遣使者到各方尋求可供開發的水利，獎勵興修。興修時既可由國家貸款取息，興修後農田增加，或舊田增產，又可使國家與農民分得其利。
[155]減兵並營：裁減五十歲以上的老弱兵士，進行全國軍隊的整編，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此舉因軍隊騷亂而未能徹底實施，結果不得不“多支月糧，複收退卒”。因為國家養兵固為能戰，人民當兵卻是為了吃糧。但此舉使軍隊人數減少，國家支出有所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