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時代發展到什麼時候，人類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小而言之，它是人生的支柱，大而言之，它是民族複興的動力。
我工作的金昌市離我的家鄉不過二百多裏路，割舍不了的鄉情，常使我魂牽夢縈。有空了，我就時常地下去走走。甚至，有時下去，不驚動任何熟人，默默地到農民的田間地頭去看看，到沙窩窩裏去感受感受。即使一個人，靜靜地躺在沙漠上，吮吸著沙漠的氣息，聆聽著沙漠的聲音，也仿佛與大自然有了某種心靈上的溝通。我愛沙漠上的每一種植物，愛沙漠上的每一個生命。即使是爬來爬去的小蝸牛，探頭探腦的小蛇鼠，也是那麼的可愛有加。我不知道它們是怎麼生活著的，但是，它們一定也有它們生活著的理由。我一直在思考著，在尋找著，思考著這片土地為什麼這麼深沉，尋找著這片地上的精氣神。尋找的過程，既是我的知識儲備的過程，精神修煉的過程，也是我精心地嗬護著我的人物成長的過程。在這期間，我出版過一部農村題材的中篇小說集《悲情騰格裏》，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絕路》、《殘局》、《後台》、《我的美麗沒有錯》。《絕路》出版後，不到三個月，三、四種盜版書紛至遝來。《後台》由春風社出版出版後，先後有《揚子晚報》、《華商報》、《重慶商報》、《上海新聞午報》等十餘家媒體作了連載。不久，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又出了再版，西安一家文化公司買斷了電視劇改編權。雖然這些小說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這並不是我心目中的小說。我隻是想通過這些小說的寫作，抒發某一時段堵在心裏的塊壘，提升我結構長篇的能力和敘述水平。我似乎覺得，這些小說的創作，都是為了我的這部小說創作在做準備。我省新銳評論家楊光祖曾在評論我的小說時說：“本來，唐達天從故事小說向性格小說已經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他完全可以在這片文學活土上大有可為，一展才華，寫出紮實厚重的長篇小說，無愧於自己的童年體驗和西部熱土，在文學藝術上再上一個台階。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而將筆觸搖向了暢銷小說的領域，寫出了長篇小說《絕路》係列。《絕路》是一部好讀的小說，是一部擁有一定數量讀者的小說。在如今這個市場經濟社會，做暢銷書作家，還是做純文學作家，或雅俗共賞類作家，當然是個人的事情。不過，我認為在文學寫作中丟失自己，也是一條‘絕路’，即便它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他的話無疑戳到了我的痛處，也點準了我的軟肋，對我的創作觸動很大。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是我一生的夙願，但是，我知道，我缺少的東西還很多，我之所以遲遲不敢動筆，是怕浮躁的環境和心氣破壞了我的寫作心態，也怕我的生活儲存和創作能力跟不上去，破壞了深藏於心的美好，從而損傷了那些人物在我心目中的神聖。海到無邊天是岸，山登絕頂雪為峰。任何事情，強求不得，到了一定時候，自然會瓜熟蒂落。直到2004年，我調到了市文聯，有了時間，對我的生命體驗做了認真的回顧與梳理，才覺得我的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已在我的心裏一天天地成熟與豐滿了，他們中，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新的一代，成了社會的脊梁。也似乎覺得，我苦苦尋找的東西，也隱約地尋找到了，應該到了動筆的時候。
小說中的場景，小說中的人物，都在我的故鄉。有的人物，我連名字都沒有改。隻要我一閉上眼，他們的音容笑貌就栩栩如生地浮現在了我的眼前。盡管如此，困惑也不少。如何表現生活，如何提升這些人物？以描寫為主，還是以敘事為主？我曾經十分的矛盾。我喜歡那種平靜的文字下，湧起的波濤，也喜歡一字一字的，跳動著的音符。但是，當我提筆一寫，還是忍不住心潮澎湃，激動萬分。我無法克製著我的衝動，正如我無法克製我對這片的土地的熱愛。充滿激情的寫作，往往會失之偏頗，卻也有冷靜的敘述所無法企及的感染力。我一向排斥綿密的自說自語式的絮絮叨叨，也不欣賞原生態的自然主義的生活堆砌。由於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他的表達方式也截然不同。正如托爾斯泰無法用博爾赫斯的方式去敘述，卡夫卡也無法寫出《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巨著，但是，這絲毫不會影響他們都是世界級的大師。既然我無法克製自己的情感，就隻能隨其自然了，過分地強迫自己，往往適得其反。
當我進入寫作狀態，才第一次感到了，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將是對自己的知識、思想、修養和人格的挑戰。過去也曾知道，一個作家的人格修煉，精神資源的深與淺，直接關係到作品的高低。但是，知道歸知道，因為切身的體驗不深，總也不以為然。直到現在，我才深切地感到了我的知識資源、思想資源、精神資源的貧乏和不足。我第一次有了一種刻骨銘心的認識，一部作品的成敗，與一個作家的自身修煉將有著多麼重要的關係。寫作到了一定的階段，僅有熱情、生活、技巧和靈氣是不夠的，思想便成了決定性的關鍵。思想於小說，猶如燈之光，火之焰，珠寶之氣，金銀之澤。有了它，就有了神韻。如何更加準確的把握人物的命運，真正概括出西部農民的真實，極大的發掘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含量，這使我時常出現的困惑，這也正是我要逾越的高峰。這其間，我有幸查看了雷達先生的《長篇小說是否遭遇瓶頸——談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精神能力問題》和《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分析》。雷達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評論家，他寫的評論文章，我凡能搜集到的都要找來認真地看，每看必受益。這次亦然。先生的論述，猶如洪鍾大呂，對我的創作啟發相當大，他站在人類抒寫的高度，俯瞰當前的寫作姿態，所指出的症結正是我創作中遇到的困惑，悉心揣摩，我的思緒仿佛打開了一扇窗戶，似乎慢慢地從困惑中走了出來，最終逾越了一個個障礙。
當我的小說快要完成的時候，我從媒體上看到了兩則新聞，對我的觸動很大。一則是一列從新疆開過來的鐵路客車被沙塵暴困在嘉峪關數個小時，飛沙將厚厚的玻璃窗打成了碎片。二是“武威放水救民勤”。前者讓我震驚，後者讓我溫暖。生態的惡化的確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大自然已經向人類發出了嚴重警告，如果我們不珍惜，必將得到應有的報應。我們隻有一個地球，愛護它，就是愛護我們自己。生態的惡化，與水有著很大的關聯，民勤與武威，曆史上曾發生過無數次的爭水事件，雖也有吵鬧，甚至也有過械鬥，但是，這種爭鬥，說到底，隻是一種兄弟式的爭鬥，到了關鍵時刻，兄弟畢竟是兄弟，他們還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這其實也表明了人與人的關係逐漸走向和諧。如何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改變人與人的關係，這已經成了全球化的問題。這些問題正是我的小說想要關注的。更重要的，還想寫出人的一種精神，以及這種精神的傳承。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才使他們在非常嚴酷的生活環境中生存得有滋有味，也正有了這種精神的繼承與揚棄，才會一代比一代強。中國農村曆來是政治和改革的前沿陣地，在解放後的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實踐中，農村經曆得實在是太多太多了，生產方式的否定之否定，逐漸探索出了一條農民富裕，農業發展的新路子。這些正是我們的文學工作者不能忽視的。一部長篇小說的承載畢竟是有限的，能否準確地把握與駕馭，能否高度的概括和提升，說到底還是一個作家的精神能力問題，我知道我還不夠，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我已經盡力了，也隻能如此。有人問球王貝利，你最好的球是哪一個？貝利說，是下一個。可我，沒有那種自信心，隻能說是這一個。我一直對關心我創作的領導、師長、朋友和讀者心存感激，是他們，給了我創作的自由，也給了我創作的熱情。感謝甘肅省委宣傳部，把這部作品定為全省的重點文藝項目，給予了資金上的扶持，消化了我幾年的差旅費。在此，我一並深表謝意，雖然是輕描淡寫地一筆，我的心卻是真誠的。
二OO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於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