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其如此，我們主張正視中國國情，以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為相應曆史階段的核心使命；政治文明的發展，則要漸進化；不追求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允許我們民族在曆史的腳步中，逐漸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文明建設法則。
中國人要對世界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能盲從，不能重蹈蘇聯被西方和平演變肢解的慘痛覆轍。當代的西方民主，既不適合中國現實，更不適合中國傳統。中國政治文明體係的最終成熟，是一個艱難的長期的發展過程。我們既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中有價值的東西，更要尋找那種能與中國傳統和現實相結合的東西。這種兼容不同文明，進而做出最出色曆史選擇的本領，是中國文明的先天優勢，也是中國文明的一個強大傳統。我們要對中國文明的化解能力有最充分的自信，要有戰國法家在曆史實踐中磨合創造出新製度的曆史精神。
人本精神的最終體現，是人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實現途徑，不是一條路。西方的道路，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隻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曆史目標，我們就要允許曆史跨越所必須的時間來實現這個目標。
中國要建立法治社會，不能全盤照搬西方法製，而要在中國法治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創造既具有時代進步性，又具有中國文明特色的法製體係。要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首先得承認戰國法家體係的文明價值與曆史作用，辛勤發掘，努力整理，翻新創造出新的中國法學理論體係。戰國法家具有完整嚴密的理論體係，《法經》《商君書》《韓非子》《荀子》，以及發掘出土的秦法竹簡等，都是最為寶貴的曆史遺產。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清醒的民族。
一個偉大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清醒的國家。
清醒的聲音，是一個民族最具勇氣的聲音。
對於一個民族，最大的勇氣是什麼，最大的清醒是什麼？是拋棄曾經的腐朽價值體係，是發掘被曆史煙霧湮沒的優秀文明傳統，是重塑必須重塑的新文明體係。
隻要我們有認真的探索精神，道路就在我們腳下。
我們的整體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澤期
人類文明的發展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整體困境
從公元前3000餘年的古巴比倫王國開始，人類各民族相繼進入了國家時代。
以國家為單元的人類文明的競爭演進，迄今已經有五千餘年的曆史了。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人類文明在災難與收獲的交互激蕩中拓展伸延，已經由緩慢發展的古典文明社會，進境為發展速度驟然提升的工業文明時代了。但是，文明的進境與發展速度，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性，並沒有改變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沒有改變人類麵對的種種基本難題。貧困與饑餓依然隨處可見，戰爭與衝突依然不斷重演。古典社會曾經反複論爭的種種基本問題，並沒有因為工業與科學的創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學的發展，交通的開拓，信息的密集，使人類的生存空間更加狹小，生存資源更顯貧乏，各種衝突更為劇烈，更為殘酷，更為全麵。
我們驀然發現，當下的人類世界，麵臨著一個整體性的困境。
這個整體困境就是，人類技術手段的飛速發展與人類文明停滯不前之間的巨大矛盾。
一方麵，我們的生產能力，我們的科學發現，都在日新月異地發展；我們對宇宙空間的普遍探索，已經拉開了絢爛的序幕；我們對人類生命的微觀認識，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也許不遠的將來，我們對複製生命的使用就會成為現實；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獲得了較為普遍的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準與享受方式，已經進展到令任何古典貴族都瞠目結舌的地步；在人類社會的整體結構方麵，我們已經擁有了解決人類共同問題的跨越國家政權的世界組織——聯合國，我們幾乎已經邁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門檻。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麵，我們的文明發展卻停滯不前，我們的道德水準正在急劇下滑。
腐敗與墮落的生活方式，充斥著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另一極；巨大的浪費與極度的匱乏同時並存，形成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兩極差別；對遍布世界的貧困、饑餓與天災人禍，發達國家有著普遍性的淡漠，所謂的共同救援組織的作為，始終停留在杯水車薪與虛應故事的層麵上；人類的文明教育，對不發達地區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現象無能為力，致使主要以這些地區為社會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組織、恐怖主義勢力不斷蔓延，並與各個國家的分裂勢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類文明的沙塵暴；作為世界組織的聯合國，則日益淪為少數強勢國家操縱下的某種機器，主持正義與伸張公理的能力，已經微乎其微；掌握最先進戰爭手段的強國，依然醉心於價值觀的輸出，醉心於意識形態的對峙，忙碌於對世界資源的巧取豪奪，忙碌於富裕集團對全球利益無休止的分割；結構與目的同樣混亂的各種軍事同盟，不斷在世界範圍內出現，都在如堂吉訶德一樣地盲目尋求與風車作戰；曾經百餘年領先世界，並曾以炮艦強權主導世界文明進程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已經在一場首先爆發於其心髒地帶的經濟大危機中，褪盡了“活力無限”的光環，顯示出空前的國家疲憊與製度弊端；對“世界警察”強國的普遍不滿正在不斷地彌漫增長，在某些地區已經淤積為深刻的仇恨，並且以喪失理性的恐怖主義方式不斷爆發出來……
麵對種種災難與整體性困境，我們的世界陷入了一種萬事無解的尷尬局麵。
從總體上說，我們這個時代，解決普遍問題的能力正在急劇衰減。極端化的例子有兩個。一個是實際爭端無法解決，即或對很小麵積有爭議的領土與海域資源，大多數相關國家寧可兵戎相見，也不願意接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開闊思路。另一個是文化爭端，強權國家在炮艦時代通過侵略戰爭方式搶劫了大量世界級文物，無論被搶劫國家如何呼籲，強權者都隻是頗有紳士風度地聳聳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們當下的時代，已經喪失了文明發展的主題與方向，喪失了一個時代應該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經主導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強力量，已經無法創造出新的人類精神，更無法以高遠的視野、開闊的胸襟，平衡人類的利益衝突與價值觀念的衝突。這種曾經的主導力量，正在各種實際細節爭奪與意識形態對峙中持續地沉淪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經的主導精神。人類的基本價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憂慮的是，麵對如此巨大的整體性困境，麵對如此重大的人類文明危機，世界政治家階層卻是空前麻木，既沒有自覺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沒有奔走呼籲的世界精神與天下意識，更沒有高瞻遠矚、聯手協力的主動磋商應對戰略。頻頻舉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會議，強國集團峰會，除了發明出種種時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圓桌會議上爭吵議論的，幾乎都是中世紀地主一樣的利益細節的糾葛。整個人類所期待的著眼於解決基本問題的訴求，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家視野裏，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個巨大的整體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發展陷進了極其罕見的沼澤時期——無論是前進或是後退，如果我們盲目做出反應，就有可能全麵沉陷下去。
結束困境的途徑隻有一個，要從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審視中，尋求我們的思維突破。
人類文明如何走出第一次沼澤期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一個時期的突破經驗，給我們提供了討論的路徑。
這個突破時期，就是人類結束第一次文明沼澤期——中古社會的曆程。
中古文明沼澤期，在西方，是指羅馬帝國後期及羅馬帝國滅亡後一千餘年的文明停滯期。在東方的中國，這個時期開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創建的中國統一政權滅亡後兩千餘年的文明停滯期。在這樣的文明停滯期，人類在技術層麵上都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雖然速度很緩慢；但在文明形態的發展上，卻始終是徘徊不前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明沼澤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滯期。
這裏，有一個邏輯的環節必須搞清楚：什麼是文明意義上的發展？
文明，是人類在“自覺的精神，自覺的秩序”意義上的整體生存形態。文明意義上的發展，最重要的基本點，在於社會製度的創新，在於社會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於社會生產方式的普遍改變，在於社會價值觀念與社會主流精神的曆史性躍升。在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中，生產手段（技術）的局部更新，並不必然與文明發展相聯係，更不必然等同於文明發展。古典社會在某個領域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達到當代技術無法複製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說，古典時期的文明發展程度比當代要高。因為，技術手段如果不能發生普遍性變革，從而達到激發整個社會文明發生普遍變革的程度，技術就永遠是局部的生產手段，而不是文明的曆史坐標。
中國在隋唐之後的曆史現象，很能說明技術發展不能等同於文明發展的道理。
東方中國的四大發明，其中的兩大發明——火藥與印刷術，誕生於公元10世紀前後的宋代；中國的古典數學，在元代出現了新突破；中國的古典築城技術，在明代達到了最高峰；中國的古典園林技術，在清代達到了最高峰。這些，都是古典科學技術的很大發展。但是，中國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國文明嚴重下滑、社會嚴重僵化的時期。這四個時期，曆時千餘年，中國出現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本訴求的理學體係，出現了以扼殺思想活力與自由創造為基本訴求的文字獄，強化了以迫使社會知識階層皈依意識形態教條為基本訴求的科舉製，又衍生出彌漫社會的考據治學風。由此，中國社會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創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撲滅；知識分子隻能以鑽研書縫、考據細節為治學之正統途徑；秉持思想創造精神的個別學者，被整個社會與官方視作大逆不道；社會實用技術的研究，在這一時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惡名，受到正統意識形態的極大輕蔑。甚或，宋明時期還對中國文明的曆史遺產進行了全麵清掃，連荀子這樣具有客觀立場的戰國大師，也被請出了孔廟，並有了極其荒唐的“滅荀運動”。至此，中國的修史權利與對社會文化思想的主導權力，徹底全麵地落入了具有嚴重意識形態偏見的唯一一個學派集團手裏。思想領域的客觀公正精神，社會學派的多元發展，從此消失殆盡。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民族精神日漸委頓，但有外部入侵，大規模的漢奸政府、漢奸軍隊便孽生於中國大地，成為整個中國曆史與世界曆史的醜陋奇觀……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中古社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沼澤期。
同是人類文明的第一次停滯期，西方社會的文明突破，取得了曆史性成功。東方社會的中國，卻陷在了文明沼澤期，長期不能自拔。無論這種差別的背後隱藏了多少曆史的奧秘，我們都暫且擱置在一邊。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西方的歐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會的文明沼澤期，它給當代世界提供了什麼樣的曆史啟示？
歐洲的文明突破，經曆了兩個曆史階段，曆時四百年左右。
第一個曆史階段是發端於14世紀而彌漫於16世紀的文藝複興。最簡單地說，就是歐洲的藝術家們最先深感中古社會的僵化窒息，開始懷念並召喚古希臘與古羅馬時代的鮮活藝術精神，並實踐於當時的宗教藝術創作。由此濫觴，歐洲社會漸漸開始了對遠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過了千餘年的中古時期，而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直接實現精神對接！也就是說，歐洲社會思潮將自己所要繼承的文明根基，確定在了已經遠遠消逝的古希臘古羅馬時代，而不是當時的中古文明傳統。
應該說，這是文明發展史上最偉大的思維方式的突破。
第二個曆史階段是從18世紀初彌漫西方的啟蒙運動，到19世紀普遍爆發的資產階級大革命。這一時期的思想創新，是文藝複興的直接延續。具體說，就是社會思潮對如何重新構建國家體製、如何重新確立價值觀念所進行的理論大探索。啟蒙運動的思想成果，通過英國大憲章運動的君主立憲方式，或通過法國大革命的方式，波及了整個歐洲與北美，實現了普遍的製度大創新與文明大創新。
從此，人類文明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
請注意，人類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澤期的基本方式，是訴諸理性的。
對中古文明沼澤期突破的曆史過程，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有著極其重要的曆史啟示。
這一啟示的核心方麵是：要實現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須認真審視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種文明形態的合理價值，不能以當下自己的本體文明為唯一的價值觀；隻有大大放寬文明視野，以超越本國文明、本民族文明、本時代文明的曆史高度，有勇氣與不同的文明價值觀實現自覺比較、自覺對接，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價值，才能完成對自身文明的創新與重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出路，同時最大限度地影響世界文明的進程。
東方中國有一句古老的成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人類第二次文明沼澤期是如何形成並延續至今的
進入資本主義文明時代，人類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但是，很快地，人類就陷入了第二次文明沼澤期。
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文明發展僅僅隻有百餘年時間。對於一種新生的文明形態，這是很短很短的曆史。由於生產方式的全麵躍升，由於價值觀念的重新構建，由於社會製度的創造變革，資本主義文明體係一度給整個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使人類文明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曙光。
可是，作為文明形態的資本主義，有著一個根本性的缺陷。這一缺陷就是，在對待國家關係與民族關係的價值理念上，資本主義以動物界的叢林法則為根基，而不是以人類合理的競爭精神為根基。由於這一根本性的價值觀，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國家群體出現的初期，就沒有對普遍落後於它們的國家與民族，采取正當競爭的手段，以達到推動人類文明共同前進的目標。恰恰相反，資本主義文明體係一開始成長，就立即利用自己的全麵優勢，對國內社會開始了殘酷的原始積累，對外部世界則開始了戰爭征服、暴力掠奪與殘酷殺戮。
在資本主義生命的本質結構中，沒有擔負世界道義的基因。
資本主義文明的最主要基因，是將實力征服理念尊奉為國家關係價值觀的核心。
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義上，這是人類的惡欲文明。
由於這一本質因子的迅速裂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在20世紀初便驟然降臨了！
此前，資本主義對全世界無比寬廣豐厚的“無主”財產，包括尚未以國家領土形態存在的陸地與海洋，通過“發現”“開發”“購買”等方法，已經大體完成了爭奪式的分配；對全世界落後國家中潛藏的物質財富與商業利益，則通過局部戰爭、炮艦通商、毒品通商等方法，完成了對世界殖民地勢力的劃分。至此，舉凡人類可以居住的地球環境，已經基本上都變成了國家形式的“有主”財產。
可是，實力與惡欲一起膨脹的資本主義文明並沒有就此滿足，爭奪的範圍迅速轉向內化——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征服與爭奪大規模地展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歐洲為中心，波及全世界，從1914年打到1918年，犧牲人類生命兩千多萬。戰後的人類世界，開始了弱肉強食的混亂爭奪，變成了戰爭勝利者對世界利益的瓜分。世界近代史上宰割弱國的絕大部分不平等條約，都是在這一時期“簽訂”的。
至此，人類文明的發展，進入了第二個停滯不前的沼澤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一文明沼澤期更趨惡化了。持續惡性膨脹的資本主義文明，孽生出了最大的文明災難——法西斯主義。短短二十一年後，以德國法西斯主義為中心，世界三大法西斯主義國家結成了邪惡軸心，向全世界開始了種族屠殺與滅國戰爭。這場真正的全人類戰爭，曆時六年，犧牲人類生命一億有餘。1945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整個世界陷入了普遍的貧困與饑餓，人類的地球一片蕭條。
經過這次極其慘痛的人類全麵戰爭，資本主義文明體係終於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文明反思。這一反思的基本點是：真正對人類存在構成毀滅性災難的，是資本主義文明自身孽生的無限度的國家惡欲，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以“爭奪生存空間”為目標，以種族滅絕為手段的法西斯主義，是整個人類的極惡勢力，其膨脹的結果是毀滅包括資本主義自身在內的整個人類；要防止這種整體毀滅的災難，必須建立某種世界秩序。
於是，世界出現了聯合國，人類有了大體的秩序，發動戰爭的難度加大了。
非常值得注意的曆史現象是，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在這次文明沼澤期出現了。
社會主義文明體係，是與資本主義文明體係對立的人類文明的不同形態。這種思想體係的最早根源，產生於對資本主義極惡作為的嚴厲批判。這一理論體係，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動蕩與混亂，迅速普及全世界，並相繼產生了一係列以這一理論體係為根基的國家政權——社會主義國家。
從文明本質上說，社會主義體係立足於窮困人群與落後國家的自由解放，具有天然的人類文明胸襟；從文明的人性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文明體係是人類正義與良知的覺醒，是人類的善性文明，與資本主義的惡欲文明直接對立。社會主義文明所訴求的人類境界，社會主義文明所秉持的國家關係、民族關係的價值原則，都比資本主義要更高。如果按照正常的曆史邏輯，並保持不間斷地發展，人類在這兩種不同本質的文明體係的對立與競爭中，完全有可能達到新的突破、新的平衡、新的發展，出現類似於人類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澤期那樣的文明理性的曆史跨越。
但是，社會主義出現了曆史的變異，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體係消散了。
這種“解體”式變異的最根本原因，潛藏在社會主義實踐與社會主義原發理論體係的矛盾之中。按照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本質，要求其國家形態必須建立在比資本主義工業與科學更為發達的社會基礎之上，才能有效實現比資本主義更為高級的社會主義文明，才能推動整個人類文明向健康方向發展。可是，由於種種錯綜複雜的曆史原因——主要是資本主義的極惡掠奪，促使受害方必須最快地尋找到反抗資本主義的思想武器。於是，社會主義恰恰誕生在了許多貧困落後的國家。正是由於實踐方式與理論本質的相對脫離，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曆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異。
這一曆史變異，給資本主義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曆史空間。
人類文明的發展，失去了總體製約，失去了總體平衡。資本主義重歸“壟斷”，其惡欲本質立即重新膨脹起來。曾經的文明突破的希望，迅速地湮滅了。我們這個時代，又迅速回到了幾乎沒有中斷的文明沼澤期。
當然，這次沼澤期與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沼澤期，不是完全相同的。
新沼澤期有所變化，其基本點如下。
1．少數幾個信奉社會主義的國家，仍然以各自不同的曆史形式存在著，社會主義文明仍然以某種不斷改革的方式，繼續發展著。
2．資本主義對待國家關係的叢林法則，有了多種形式的變化。最主要的變化是，發動戰爭的主要訴求，演變為人權與民主。戰爭勝利之後，一般不再提出直接的領土要求，而代之以種種方式的利益置換。
3．整個資本主義價值觀體係經過了很大改造，資本主義原教旨的叢林法則被隱藏起來，其核心價值觀被限定在“科學、民主、人權”三個方麵。改造後的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打造出了多元化的強大的文化載體，向世界各國進行強大輸出，某種程度代替了經典的炮艦政策，代替了直接的戰爭掠奪。
4．核威懾、常規高科技軍事力量威懾、經濟製裁三大手段，成為謀取資本主義國家利益並維持強權的主要實際方式，某種程度上取代了野蠻的直接侵略；對各種世界組織的精致操作，取代了赤裸裸的要挾；對世界資源分配的操作，具有精致的“商業方式”，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橫刀立馬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粗野方式。
資本主義文明體係，戴上了白手套，挎上了金手杖，以紳士風度出現在人類麵前。
可是，整個世界對資本主義文明的不理解卻在日益加深，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不信任有增無減。甚或，局部地區與民族對資本主義最強勢國家的仇恨，變得更加深刻，更加不理性。由此產生的恐怖主義勢力與各國分裂勢力相融合所掀起的文明沙塵暴，幾乎成為普遍災難。世界任何重大的基本問題，都得不到有效的磋商，有效的解決。世界任何聲音，都失去了讓整個人類認真聆聽的力量。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整體矛盾，整體困境。
我們的出路在哪裏？
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準則的改變是突破文明整體困境的基本點
依據人類的基本哲學觀，任何矛盾的主導方麵，都在強勢一方。
在資本主義文明體係還依然主導世界進程，社會主義文明還處於相對緩慢成長期的總體格局下，我們要討論世界文明走出整體困境的曆史突破點，其第一個著力點，一定是對資本主義文明所奉行的國家關係準則做出反思。
在國家時代，人類文明的全麵發展，永遠依賴於國家關係層麵上的首先突破。
人類世界目下麵臨的這種文明困境，其最基本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表麵理論與實際作為的極端矛盾性。這種極端矛盾的實際表現形式是，一方麵，資本主義強勢國家集團，以經過重大改造的價值觀體係為旗幟，大力向全世界輸出“科學、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另一方麵，在不間斷的局部戰爭中，任意入侵、肢解與自己有文明差異與意識形態差異的國家；對與自己有實際利益衝突的國家與地區，則毫無商量餘地，堅決以戰爭方式解決；對所謂的“利益相關地區”，則絕對地以自身價值觀念為唯一法則，進行以軍事威懾為後盾的“會談”，如若不從，則戰爭隨後；對不服從於自己的小國，對有文明差異的落後地區，則以強勢製裁為主要手段，拒絕平等對話；對“潛在對手”國家，則竭力以敵對軍事同盟包圍等手段全麵遏製；即或是商業進出口貿易，也絕對地以(左衤右扁)狹一己的國家利益為準則，動輒祭起單方標準的“製裁”手段，全然不顧平等的通商原則。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種自相矛盾，意味著一種令人不愉快的事實——資本主義的強權征服價值觀，依然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並沒有因為論說形式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變化。
如此發展下去，人類文明要走出這一沼澤期，希望是很渺茫的。
資本主義強勢集團的國家關係準則，如果能發生真正的改變，則這種文明突破的進程無疑將會大大加快。至少，以下的三個方麵，應該有可能改變。
其一，拋棄意識形態對立，拋棄文明差異歧視，不以軍事同盟圍堵遏製這些國家，而是與全世界國家展開真正的良性競爭，給世界不發達國家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
其二，對各個地區國家間的實際利益爭端，包括有爭議的小麵積領土與海域，若必欲介入，應該以真正公平的精神做真正的仲裁者，譬如組織龐大的曆史、科學家集團進行全麵調查，向全世界公布調查結果，在此基礎上做出裁定，而不是一力維護同盟國家，壓製不發達國家或“潛在對手”。
其三，對資本主義的原罪，應該全麵清理。至少，應該將在炮艦時代公然搶掠各國的世界級文物發還本國，並做出賠償。
其四，對主要以資本主義國家為土壤所滋生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思潮，應該嚴厲禁止；不能隻對不發達國家滋生的恐怖主義嚴厲出擊，而對滋生於自身的人類更大的恐怖主義思潮采取怪異的容忍政策。
……
一種文明體係核心價值觀的改變，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資本主義文明，能否成為人類走出整體困境的主要動力，尚需曆史給出答案。
資本主義文明，如果錯過了這次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承擔道義的曆史機遇，其前途必將是全麵黯淡，全麵衰落。在此期間，無論它獲得了多大程度的技術發展，都難以逃避文明整體衰落的曆史命運。
文化霸權與文明衰落
——關於儒家獨尊的曆史解析
凡是中國人，不能不關注儒家。
說它是宗教也好，說它是文化也好，說它是學派也好，說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國要說清任何事情，歸根結底都繞不開儒家。在寫作《大秦帝國》的十多年中，幾乎日日都隨著戰國人物與儒家做方方麵麵的精神糾纏，浸潤既久，對儒家也就有了許多思考。諸多問題與現象之中，以對儒家文化霸權與中國文明衰落之間的關聯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態一：完全徹底的複古學派
春秋、戰國、秦帝國，是儒家獲得文化霸權之前的原生態時期。
儒家的學派基因，正是在這極為特殊的三大時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態時期的真實麵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獲得文化霸權之後的種種作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權對中國文明產生的令人欲哭無淚的深遠影響。
儒家誕生的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是一個蓬勃生長的新文明浪潮對搖搖欲墜的舊文明根基不懈衝擊的時代。至孔子立學成派，華夏天下已經是士人大起、學派大興、變革迭生的春秋中後期。其時也，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各種學派，已經林林總總，比肩而立，競相叱吒風雲了。麵對劇烈變化的時勢，麵對涉及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誰也不能回避種種社會變革。那時，所有學派都不約而同地展現出一種使命意識：對社會變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鮮明主張；對社會變革的實踐，積極投身其中。彷徨騷動的社會，對清醒的理論有著緊迫的需求，對理念鮮明而躬行實踐的名士大家，更是奉為上賓。
這就是那個時代濃烈的社會風尚——“貴士”。
當此大勢，各家各派的士人們義無反顧，輕生死，謀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擔起在理論上探索社會出路的重大責任，而且身體力行，積極入仕，力圖實踐本學派的政治主張。潮流相催，彼此競爭，一時蔚為時代大觀。非但大學派（顯學）如此，操持實務技術與玄妙思辨的學派，也不能不將本學派的實踐與社會的變革聯係起來。如工家之公輸般，醫家之扁鵲，水家之李冰、鄭國，名家之惠施、公孫龍子，甚至最是消極的老子、莊子，也都一樣曾經有遊說諸侯，預言邦國命運，闡發治世之道的經曆。可以說，那個時代沒有置國家興亡於不顧，置天下變革於不顧的學派，也沒有蠅營狗苟、一味逃遁的名士。那是一個參與意識最為急切的時代，也是知識階層入世精神最為濃烈的時代。
應當說，這是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在生成時代與生俱來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時期絕無僅有的一種典型現象。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士人階層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意識，極大地鼓蕩了那個時代的國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國文明中的“天下”意識，形成了中國民族獨有的精神大格局。
正是在那樣的時代，孔子立學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關社會未來走向的主張。
大要說來，孔子提出的一係列政治主張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德治仁政，回歸周禮，回歸井田，興滅國，繼絕世等。總體上說，孔子的政治主張，就是完全回複到周代的禮治社會去。孔子對社會架構的主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也就是完全回歸西周嚴格的禮治社會。孔子主張的處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歸到禮治社會溫柔敦厚的人際關係。孔子對社會階層分工的主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等——完全地維護已經消逝了的禮治社會的構成基礎。孔子的教育主張是有教無類，六藝教人，始於詩書，終於禮樂，回歸到以上古經典為歸宿的王化教育。
在儒家獲得文化霸權之後，孔子的種種理念被生發得龐大無比。孔子的任何一句話，都成了說不完的學問。當然，這是後話。就其本來麵目而言，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初始儒家的社會主張，大體就是上述五個方麵。
在孔子提出的種種主張中，最為社會所關注的，是政治主張。
孔子終其一生，帶領弟子們全力效命的，也是實踐其政治主張。
孔子以政治主張立學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張不見容於天下。
政治主張，是孔子的本質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質所在。政治實踐是孔子的生命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曆程。不從政治主張與政治實踐入手，甚或有意識地忘記、淡化儒家在原生態時期的政治生涯，而隻在抽象意義上“研究”孔子語錄與儒家經典，一定無法觸摸到儒家的社會本質。也永遠不能了解，這個學派由“惶惶若喪家之犬”的狼狽，到後來卻能霸權加身的曆史奧秘。
與同時代的其他學派相比，原生態儒家政治主張的最突出特點是：公然尊奉一個已經消亡的時代，並將那個時代作為理想社會；強烈主張正在變革的動蕩社會完全返回到禮治時代去，恢複純正的田園詩一般的上古王道。
這是儒家複古主張的獨一無二之處——完全複古，不是局部複古。
儒家對過去時代的全盤肯定，以及無以複加的讚頌，與同時代的其他學派形成了鮮明的區別。事實上，當時主張變革的大家中，不乏對上古社會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韓非子。可以這樣說，主張變革的各個學派，沒有一家，沒有一人，對上古社會（尤其是上古聖賢）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他們強調的是：“三王不同禮，五霸不同法，世事因時而變。”變革學派不否定任何一個時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時代的變革合理性。即或今日，這種觀念仍然放射著炫目的光彩。
儒家卻很特異，對自己的生身時代完全否定，對已經消亡的社會卻完全肯定。而且，沒有商量的餘地，比苟延殘喘的周天子還要堅定，還要鮮明。直到今日，我們仍然看不出孔子這種完全複古的合理性究竟在哪裏。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哪一個學派，有如此完全徹底的不可思議的複古主張。
這個舉世唯一的徹底複古學派，後來卻不可思議地霸權加身，實在值得深加揣摩。
儒家原生態二：強硬的複辟實踐，頑韌的履行精神
原生態時期的儒家，其生活軸心隻有一個：全力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儒家興起之初，社會新興勢力對其政治主張的力度，還是不甚了了的。至少，沒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聲之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探索時代的士人群體，以開闊胸襟捧場的結果。也就是說，無論各個變革學派如何不讚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張，都還承認孔子學派的治學態度，承認孔子學派以天下唯一的徹底複古派的孤絕態勢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由此，士人世界承認孔子學派是“天下顯學”之一。
但是，在魯國真正任用孔子“攝相事”——不是丞相而行使丞相大權，大張旗鼓地重新整合魯國社會之後，儒家的命運卻驟然發生了極大的轉折。孔子雷厲風行的“隳三都”（摧毀三家新興勢力所建城堡），斷然誅殺鼓蕩變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天下新興勢力與天下士人階層驟然明白：這個以君子自居的大學問家，原來是個駭人聽聞的正牌複辟人物！
當然，孔子“攝相權”期間，絕不是僅僅做了上述兩件事。在齊國與魯國的“夾穀會盟”中，孔子以齊國樂舞有夷狄樂舞之嫌疑，斷然喝令中止。齊國再獻歌舞，又以不合禮儀規範為由，喝令魯國武士砍下了齊國樂舞師的手足。此事，使齊景公與名臣晏子大為震恐，但懾於魯國有“武備”而來，隻有作罷。
幾件事之後，天下洶洶，合力攻訐。
魯國舊貴胄恐懼於孔子可能激發民變——新興地主階層的強烈反彈，並開罪大鄰邦，隻有罷黜了孔子。
從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長的曆史困境。
強硬的複辟實踐，僅僅隻有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敗了。但是，這僅有的一次，卻最充分地顯示了孔子的強橫政風——對政敵毫不手軟，更不講恕道，是決然的有形摧毀主義。孔子沒有任何保留，也沒有試圖以迂回的方式複辟，提刀便上，迎頭砍殺，所謂的“君子風度”在孔子的政治實踐中蕩然無存。如此政治作為，雖然隻有幾次，天下也足以看透了。從此，整個社會對孔子及其儒家，表現出一種奇特的狀態——敬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沒有倒下，儒家沒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頑韌精神，就此開始充分展現出來。
孔子帶著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遊列國，向各諸侯國以不同的說辭，闡發著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複複地訴說著自己的“仁政”方略，訴說著自己的反“苛政”主張。孔子在以反複的訴說，表示著某種失悔。孔子甚至公然表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如果哪國再用我，我就不一定要重建東周了！
可是，無論如何辯解表白，還是沒有人敢用孔子。後來，甚至連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至於在陳蔡兩國“絕糧”，孔子自嘲“惶惶若喪家之犬”。盡管如此，孔子還是沒有氣餒，沒有屈服，依然頑韌地周遊列國，頑韌地遊說諸侯，做著寄希望於萬一的努力。直到七十歲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絕望的奔波，才從複古情結中極不情願地擺脫出來，開始了以治學方式傳承政治理念的獨特實踐。以自己的複古史觀（春秋筆法），整理文獻，編輯史書，教育弟子。
我們無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屢屢碰壁之後，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訓。
因為，基於種種原因，孔子的辯解表白，是極其模糊的，是可以做多種解釋的。更重要的是，社會從此再也沒有給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會的任何機會。我們沒有理由在缺乏實踐證明的情況下，以揣測方式判定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問題是，原因在哪裏？是春秋時代再也沒有了企圖複古的當權勢力嗎？是周王室與所有諸侯國，都不讚同孔子的政治主張嗎？顯然不是。在任何一個大變革時代，基於傳統根基的保守勢力，都是極其強大的，他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重新整合舊傳統的機會。春秋、戰國時代的變法派迭遭慘禍，可謂明證。
孔子及其儒家，此後始終不為天下複古勢力所接納，其間之根本原因在於：孔子與儒家學派，已經成了完全徹底複古的理論大旗；政治實踐上，則被天下公認為最強硬、最徹底的複辟派。任何一國的複古勢力，但用其人，該國完全可能立馬成為招風大樹，招致“天下共討之”的危局，舊貴胄們連苟延殘喘、以待最佳時機的可能也沒有了。複古勢力陣營政治家們的政治嗅覺，顯然比孔子儒家靈敏得多，看得很清楚，隻好忍著心疼，冷冰冰地一次又一次拒絕了孔子。
後來的實踐依然如故，孔子之後的儒家，依然是頑韌的。從孔子到孟子，儒家一以貫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終還是處處碰壁。雖然如此，儒家依舊沒有改變自己的基本主張。認真思索，似乎很難簡單地說，這隻是儒家的政治意識過於遲鈍。
原生態時期的儒家悲劇，令人常有扼腕之歎。
那麼，導致這種悲劇結局的深層原因，究竟在哪裏？
這個悲劇根源，不在於儒家的複古主張。古今中外，政治上的複古派、複辟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終釀成悲劇者，卻並不多見。也就是說，政治上的複古派、複辟派、保守派崛起，以至於大權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領與集團勢力之善終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學派的悲劇根源在於：以哲人的智慧與洞察力，卻提出了一種與社會變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遠，甚或背道而馳的完全複古理念，並以最強硬的手段實施於社會。失敗之後，又堅韌不拔地為其奔波數百年。既未在實踐碰壁之後做出應有的反思，也未在此後的實踐中表現出應有的改變。
精神世界的封閉性與孤絕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劇的最深刻根源。
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我們很難在社會實踐生涯中，尤其很難在政治實踐生涯中，找到這種完全以已經消逝的“過去”為信仰的學派團體、領袖人物。即或是同樣具有殉道精神的宗教團體，也是以“來世”或者“天堂”為號召力的。以已經消逝的過去社會為自己的堅定信仰，並甘願做出殉道式的努力，古今中外，唯有孔孟，唯有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