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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我們的文明史意識
在文明繼承的意義上，我們必須具有一種立足於整體中國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氣魄。我們的文明視野，必須高高越過兩千餘年的文明停滯期，直接與我們的原生文明時代實現精神對接，直接與我們的文明正源實現精神對接。那裏有我們的光榮，那裏有我們的夢想。
突破史障 尋求中國文明正源
近年，中國社會已經產生了對中國文明史再認識的新思潮。
這一新思潮，是自發的，緩慢的。但是，它所產生的根基，卻具有非常深刻的曆史必然性，遠比“五四”時期與“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曆史的極端化、簡單化、政治化的“運動”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為，隻有在今天，我們才真正擺脫了極端的物質匱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對富裕的商品經濟生活。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初步實現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態跨越的曆史轉折點。這一曆史性的轉折，決定了一個新的曆史命題必然出現在社會意識之中，並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這個曆史命題就是：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必須對自己五千年的傳統文明作出全麵的、深刻的重新解讀與重新認知，借以確定我們實現文明跨越的曆史根基。這一曆史命題第一層麵的具體化，是確定：我們的文明曆史中究竟哪些是應該繼承的良性傳統，哪些是應該拋棄的腐朽傳統？我們的統一文明根基，究竟應該是曾經的哪個時代？我們的國學，究竟應該是單一的獨尊，還是百家爭鳴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就會始終停留在文明話語權缺失的狀態。
我們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種物理現象——音障，說的是航空器逼近音速時會遇到巨大尖利的音波震蕩障礙。隻有突破這一障礙，航空器才能達到超音速飛行。
類似的社會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史障”。特定的國家與民族，其社會發展到某種文明突破的臨界點時，幾乎必然會出現一種對既往曆史根基的困惑與迷失，以及由這種困惑與迷失衍生的社會精神的探索波瀾。隻有突破這種困惑與迷失，隻有推進並深化這種精神探索，才能實現真正的文明跨越。
這種逼近文明突破期而產生的史障，在歐洲中世紀的末期出現過。歐洲人以文藝複興與啟蒙運動的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實現了文明的突破與跨越。在中國，這種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現，或正在醞釀，但距離突破史障還尚遠。
中國人的文明史意識，已經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義而言，在中國人文學界的視野裏，隻有具體瑣碎的中國曆史，沒有立足根基的中國文明史。換言之，我們的學界隻擁有如山如海的曆史資料，隻擁有對無數曆史事件的考據成果，隻擁有無數編年紀事的中國通史或者斷代史，隻擁有無數個專業領域的專史，隻擁有無數個地方區域的方誌整理與地方史記述，等等。從考據意義上說，我們自有紀年的曆史，幾乎達到了每一天都能說得清的地步。
但是，我們沒有係統整理中國文明發展腳步的曆史學成果，甚至在曆史研究中滲入文明研究理念，也還很不普及，甚或還是鳳毛麟角。許多史學著作，雖然冠以“文明史”名號，實際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遺存考據，或地下發掘考據，遠遠沒有達到文明史研究的水準。也就是說，關於五千年中國文明的特殊曆史形態，中國古典文明的基本發展階段，中國古典文明的特殊曆史性質，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在哪個時代、其後又經過了什麼樣的演變階段，我們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標（最重大事件與最重要人物），等等，我們都沒有一個接近於社會共識的說法。
正是這種關於文明與文明曆史的失語，形成了我們在新的曆史轉折關口的一種無比奇特的史障。長久的沉吟迷思，既無法對浩如煙海的史料做出基本的文明價值評判，更無法確定未來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確認我們的文明根基
我們的文明曆史有五千年之久。我們的發展道路是極其特殊的。
說極其特殊，是說我們的古典文明形態，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大文明係統。無論相比於歐洲，還是相比於美洲、非洲，抑或相比於亞洲其他國家，中國文明都是一個龐大的獨一無二的文明體係。對如此一個擁有漫長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綿延相續至今且龐大無比的文明係統，世界說不清其中諸多要害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人同樣說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幹問題，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們擁有最龐大的文明體係。
我們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中國文明史研究體係。
這就是我們文明話語權的困境，就是我們的史障。
突破這一困境，突破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說清我們的文明根基。
我們的文明，從神話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雖然，鑒於缺乏文字記載的可靠性，我們可以將神話時代大體先擱置一旁，而隻在思維方式的意義上研究中國神話的特殊文明價值。但是，從黃帝時代開始，我們的文明腳步已經是清楚的，且越來越清楚。之後，我們曆經了近千年族群大聯盟文明的發展，在大禹治水的後期，我們進入了國家時代。
此後，曆經夏（早期邦聯製國家）、商（成熟邦聯製國家）、西周（經典聯邦製國家）、春秋（突破聯邦製時代）、戰國（大分治時代）、秦帝國（大統一時代）六個時代。
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說，這六大時代，分作三大曆史階段：第一階段，夏、商、西周，是我們的國家文明由邦聯製向聯邦製不斷跨越的曆史階段；第二階段，春秋、戰國，是我們的文明以不斷走向分治的曆史形式，醞釀新的文明突破的曆史階段；第三階段是秦帝國統一中國，又統一中國文明的曆史階段。
自秦帝國創建中國統一文明開始，我們的文明形態在此後兩千餘年沒有變化。
這就是說，曆經近兩千年的六次曆史大錘煉，我們終於實現了文明大爆發與文明大飛躍，形成了全人類古典社會最為發達、最為成熟、最為穩定的統一文明。在全人類的曆史上，曆經六次大翻新、大錘煉、大創造而最終形成了穩定文明的，隻有我們。
六大時代，是我們的原生文明。秦帝國時代，是我們的統一文明正源。
我們的文明體係總根基，是六大時代。我們的統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國時代。
我們的統一文明在流變中趨於僵化腐朽
自西漢的漢武帝時期開始，我們的統一文明開始變形。
基於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於偏狹的“安定”意識，漢武帝時期的國家政權，自覺地尊奉一種保守主義的學說體係為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利於對社會灌輸服從意識。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明大轉折。這一轉折的文明史效應，是第二代中國統一政權背棄了中國文明的多元化傳統，僅僅將諸子百家中的一個學派，抬上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寶座，而對無比豐厚的中國原生文明的思想價值大體係，采取了自覺遏製的政策。
自此，儒家學說變成了國家的教化工具。
中國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價值體係，開始了國家平台遏製之下的萎縮過程。
由此，我們的文明創造精神漸漸趨於凝滯。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國的修史權力，以及國家對社會文化、教育、思想的發展方向的主導權力，從此交到了一個具有嚴重意識形態偏見的學派手裏，別種理念不能染指。
中國文明史的萎縮趨勢，由此開始，彌漫後世，未嚐稍減。
自公元10世紀後期的宋代開始，中國文明嚴重下滑，進入了整個社會精神嚴重僵化的時期。宋、元、明、清四個時期，曆時近千年，中國社會出現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本訴求的理學體係，將原本已經是保守主義的儒家思想體係，“提純”到了極端僵化的非人類精神的“絕學”境地。由此彌漫，出現了扼殺思想活力，扼殺自由創造的文字獄；強化了迫使社會知識階層皈依意識形態教條的科舉製。這一時期，中國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經發展為嚴密的絕對教條體係，進而衍生出彌漫整個社會的教徒式治學風習。
中國社會的開放精神、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義精神、百家爭鳴精神、原典創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撲滅。知識分子隻能以鑽研經書、考據注釋、官方修史、整理筆記、撰寫遊記等方式，作為治學正統途徑。整個社會人文領域，墮落為一種“隻能解釋，不能創造”的龐大的神學院體係。秉持思想創造精神的個別學者，被整個社會與官方視作大逆不道。社會實用技術的研究，則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惡名，受到正統意識形態的極大輕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會狀況之下，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以“文富弱”為外在特征，民族進取精神日漸委頓，國家競爭意識幾乎泯滅，綏靖主義思潮大肆泛濫。但有外部入侵，大規模的漢奸政府，大規模的漢奸軍隊，大規模的賣國條約，大規模的割地求和，大規模的鎮壓抵抗力量等種種惡行，孽生於中國大地，成為整個中國曆史與世界曆史的醜陋奇觀。
這，就是今天我們腳下的社會曆史土壤。
這樣的社會曆史土壤，能作為我們實現文明跨越的曆史根基嗎？
在文明繼承的意義上，我們必須具有一種立足於整體中國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氣魄。我們的文明視野，必須高高越過兩千餘年的文明停滯期，直接與我們的原生文明時代實現精神對接，直接與我們的文明正源實現精神對接。
那裏有我們的光榮，那裏有我們的夢想，那裏有我們的大陽精神，那裏有我們的凜凜風骨，那裏有我們如山嶽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裏有我們的國家競爭精神，那裏有我們的民族血氣與大爭之心，那裏有我們實現鳳凰涅槃的文明聖地……歸根結底，那裏是可供我們堅實矗立的曆史土壤，那裏是我們實現曆史飛躍的無比廣闊、無比豐厚的文明資源寶庫。
確立中國文明的繼承原則
我們的文明遺產沼澤地
為什麼要提出文明遺產繼承原則的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陷入了文明遺產沼澤地。
自1840年以來，我們跋涉了一百八十餘年，還沒有走出這片漫漫沼澤。中國文明的一係列基本問題，仍然雲裏霧裏，一片泥潭。沼澤地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西漢之後在儒家文化霸權之下長期形成的傳統價值觀體係，與“五四”時期新價值觀體係的衝突，與近現代文明理念的衝突，與“文化大革命”理念的衝突，與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衝突，與當下社會新文明思潮的衝突。同時，對以儒家體係為軸心的傳統價值觀體係持批評立場的所有價值理念，相互之間又有著不同深刻程度的衝突。種種衝突相互交織，相互重疊，相互滲透，就形成了關於中國文明遺產的巨大沼澤地。
這片沼澤地，使我們民族在麵臨新文明重建的曆史關口，拔不出腿，直不起腰。
中國文明遺產的靈魂何在
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極具特色的獨特文明體係。
在漫長的發展曆史中，中國文明發生了沉淪式的演變。演變的結局是，博大淵深的多元文明體係，被保守主義的儒家體係所取代；以諸子百家為生命形式的多元文明，就此嚴重萎縮；以“變革圖強”為根基理念的法家體係，就此淪落為君主專製的卑微工具；中國文明中的諸多創造性思想體係，就此遭遇嚴重遏製，從而導致了中國國民精神的深刻衰退。
在人類所有的文明形態中，政治文明都是靈魂所在。
中國古典文明中，最有價值的政治文明體係，是誕生於春秋戰國並在秦帝國時代普遍實踐於全社會，因而具有最強大生命力的法家體係。法家體係，不僅是法家學說，還是以戰國法家學說為軸心，以兵家、墨家、縱橫家，與農家、水家、工家、醫家等諸多實用學派為思想同盟的中國強勢文明係統的靈魂。這種法家體係，是中國古典文明中最成熟、最輝煌的價值觀體係。其“求變圖存”的改革理念，其求真務實的實踐能力，其強健昂揚的生命狀態，其強勢生存的價值取向，其關注民生的治世主張，其代表人物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人格魅力，其力求領先時代潮流的創造精神，其震古爍今的曆史業績，等等，都遠遠超越了基於複辟根基而產生的儒家保守主義思想體係，是中國文明體係中最為燦爛的星係，也是最具繼承性的曆史遺產。
中國民族要實現新曆史時期真正的文明跨越，必須以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為文明遺產之根基，以繼承這一時代政治文明體係的軸心——法家體係為曆史條件，建立真正既符合中國曆史傳統，又符合今日國情的新文明體係。
我們的繼承原則：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並進
我們的基本理念是全麵厘清中國古典文明的曆史遺產，同時顧及西漢之後形成的儒家曆史傳統，確立能夠真正反映中國古典文明基本麵貌的繼承原則，為我們民族在新時代的文明跨越奠定根基。
這一繼承原則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並進。
什麼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
首先，以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為基本曆史平台，中國文明多元化的曆史特質已經在曆史進程中確立了堅實的根基。將諸子百家的多元體係，確立為我們的文明根基；將秦帝國時代，確立為我們的統一文明正源，這是符合曆史實踐的明智選擇。
其次，法家體係是我們文明遺產的靈魂。同時，儒家體係又在西漢之後的兩千餘年形成了新的保守主義的傳統價值體係。盡管儒家在本質上是主張滯後於曆史的保守主義學說，但是，儒家在西漢之後的兩千餘年發展中，也做出了許多方麵的自我修正，從一個純正的複古、複辟的政治學說派，演變為以倫理哲學為軸心的人文學說派，並就此形成了某些新的人文傳統。我們批評儒家，實際上隻是反對“獨尊”，我們不主張“鏟除”，更無所謂“打倒”。我們尋求的目標，隻是接近於中國文明基本麵貌的文明遺產繼承道路。
再次，法家體係與儒家體係，是中國文明遺產中最為基本的兩個價值觀體係。假如說，在西漢之前，一直是法家體係占據思想主流，在引導著我們曆史前進的方向；那麼在西漢之後，就一直是儒家居於思想文化的霸權地位，在規範著我們的曆史方向。固然，我們應該正視儒家體係在中國文明沉淪中的曆史責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儒家既定的曆史影響力，看到儒家剔除複古複辟學說後的不同曆史風貌，看到儒家學說中有價值的一方麵。
為此，中國文明大體係中的這兩個基本體係應該共生。不需要刻意為它們做國家定位，也不需要顧忌它們學說內涵的衝突性。任何學說體係之間的衝突與差異，都應該以“百家爭鳴”的方式去解決。我們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以國家的權力，將某一家再次抬上“獨尊”的地位。譬如，我們國家在國外普遍建立的傳播中國文化的“孔子學院”，就是變相的“獨尊儒術”，就是再度將中國文明遺產沼澤化的不適當政策。（孔子學院已經由國家宣布於2020年取消，這是中國文明的逐步前進的結果。）
“百家共存，法儒共生”，是我們的文明遺產繼承原則。
“多元並進”，則既是我們文明的曆史原生形態，又是我們新時期的文明發展方向。
文明的生命力與國家的生命狀態
人類文明史是漸進的曆史過程，各個民族的文明史也是漸進的過程。
文明的發展與跨越，需要耐心，更需要一個民族以飽滿昂揚的生命狀態做持久的努力奮爭。以國家形式為載體的文明發展，不可能拋棄本民族悠久的曆史傳統。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都必須在自己的文明曆史中發掘出最有價值的文明遺產，結合當代曆史潮流，形成最具有推進力的社會價值體係。因為，特定形態的文明生命力，既取決於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生命狀態，又會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生命狀態產生巨大的精神影響。
近代史以來的中國備受欺淩，其最深刻、最本質的原因，正是中國文明沼澤狀態所導致的國民精神萎縮，而絕不僅僅是什麼“生產力落後”的問題。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華發生巨變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借助新的思想體係，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強勢生存精神，使中華民族真正挺起了脊梁，在血與火、貧困與災難中接受了極其殘酷的挑戰，直至昂昂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關於中國政治文明遺產的繼承
政治文明在任何一種文明形態中都居於核心地位。
政治文明有三個最基本的層麵：其一，該國的現實政治製度；其二，該國的政治文明傳統；其三，被該國民眾普遍認可的政治哲學價值觀。從這三個基本方麵來看我們的政治文明遺產繼承，會相對清楚一些。
第一方麵，不是遺產，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
第二方麵，是文明遺產，是我們的討論範圍。可是，這方麵的狀況很糟，我們的政治文明傳統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君主製，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可繼承性。
第三方麵，是我們討論的中心，它既存在於我們的政治文明傳統，也存在於我們的現實政治意識。這就是我們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並至今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意識中的政治哲學。
中國政治哲學的靈魂何在？在“尚一”理念。
我們民族具有悠久的“尚一”傳統，具有悠久的反多頭政治傳統，具有極其強大的統一國家傳統。《老子》概括得最典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呂氏春秋》則有“執一”“不二”理念。民間則有諺語：“龍多主旱。”這些都是曆史給我們的政治哲學，每個中國人都了然於胸。中國有過分裂，有過多頭分治的曆史現實，但是從來沒有過多頭分治的政治哲學。這種強大的“尚一”傳統，曾經長期牢固地凝聚了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使中國統一文明在遼闊的國土上汪洋恣肆地發展壯大，使中國在最衰弱的時代，艱難維護了文明的生存延續。這種傳統，曾經帶給我們無盡的光榮與輝煌。
我們沒有理由責備曆史形成的政治哲學，也不可能一朝改變這種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