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之間，美國幾乎就要回到“光榮孤立”時代去了。
正當特朗普掀起的“挖錢狂潮”肆虐於全世界之時，世界範圍的新冠病毒衝擊波開始了。任誰也預料不到的是，第一個頂住瘟疫衝擊波而持續穩定下來的，竟然是被西方世界一片唱衰的中國；第一個在病毒衝擊波中轟然倒下的，竟然是醫療水平最高、科技實力最強、生活順準最高且號稱“文明無缺陷”的美國。在災難與動蕩中，強大富裕的美國、世界燈塔的美國、自由民主的美國、文明無缺陷的美國、月亮都比外國圓的美國，竟然被一場大規模的新冠病毒衝擊波全麵擊垮，傷痕累累，連白人社會與資本群落的根基都鬆動了。美國社會各群體之間的裂痕，美國政府的管理混亂，美國整體自救能力的低下，美國大選的層層黑幕，美國國會被攻陷的社會動亂等等等等……既往那些幾乎無人相信的美國文明缺陷，都已經實實在在地擺在了全世界麵前。
今天，當特朗普政府已經成為世界笑料的時候，強大的美國光環也如同流星尾焰一樣，在大規模病毒與社會動蕩的持續衝擊下，黯然黑化了。可是，直到特朗普下台，世界輿論依然基本保持著沉默。
曆史過山車太過粗暴，世界需要時間消化一場突兀的悲劇。
但是，就曆史實踐所催發的世界反思效應說，美國的“特朗普悲劇”，或曰特朗普的“美國悲劇”，對國家文明的興亡卻實實在在提出了一個新的曆史課題——國家元首假若過於偏離國家政治的一般性軌道，陷入過於偏執的個性化國家認知，對一個國家的實際影響會有多麼深重，會不會直接導致國家崩潰或最終滅亡？如果這種危害是可能的，一個文明國家應該如何預防？
世界將如何回答這一拷問，尚在各民族國家的自我思索中。
單就“美國悲劇”的演變前景看，特朗普翻不了天，顛覆不了美國文明。美國法治雖然已經暴露出重大缺陷，但確保最高權力有風險地交接成功的自救能力，在美國還是基本穩定的。美國文明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並不在表層的國家權力秩序，而在美國社會基礎的構成缺陷，在美國隻有人種主體而沒有民族主體的獨特的社會深層裂痕。因此，總體上說，特朗普所導致的“美國悲劇”，不會對美國造成毀滅性結局。
美國文明時間雖短，但卻是一路戰爭一路飲血走過來的超級實力大國。這種深度裂痕所引發的社會陣痛，一定時段內確實會影響美國的實力增長，但也會得到相應的修複。另一方麵，就自然災難性的疫情後續發展說，美國一定會因自己的嚴重失誤而付出更為沉重的生命死亡代價。但是，美國畢竟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與科技實力，一旦國家運作進入相對正常化軌道，再加上有可能的各種世界援助，數年之間，美國應該會從曆史峽穀中以滿血複活的狀態走出來。
但是，就曆史實踐的發展趨勢看，2020瘟疫災難與特朗普效應相疊加而鑄成的“美國悲劇”，已經撕開了美國文明不那麼厚實的曆史防護罩，已經使美國文明產生了相對深度的全麵震蕩。如此程度的國家悲劇，已經對美國文明發出了極其嚴重的曆史警訊——美國文明的曆史命運，將取決於其結構性缺陷能否在災難之後得到深刻的自我完善。如果不能，那麼這種已經產生嚴重裂痕與暴露出根基性缺陷的文明形態，能否經得起下一次內部動蕩與外部風暴的深層次全麵性的殘酷衝擊，就成為一個危險係數極高的曆史懸念了。
這樣的曆史趨勢，畢竟已經開始了方向性的衍化。
雖然如此，美國霸權還是會帶著累累傷痕，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跛足衝撞。因為，沒有敵人的美國，就無法感知自我，無法延續霸權。
在人類文明曆史上，隻要文明差異存在，文明磨合、文明競爭及文明衝突，甚或極端化的文明對衝，就不會消失；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曆史陷阱，就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當代高科技生產力條件下，曆史上曾經存在的文明衝突，會以什麼樣的新方式出現，我們尚未有一定程度的實際認知。在這樣的意義上，“文明衝突論”在當代所引發的“西方文明”對其餘文明的自覺對衝，在這次因“美國悲劇”而出現的世界格局重大轉折的時段，隻會暫時消失。在這一轉折之後，“西方文明”一定會再度回歸“尋敵”邏輯，國家文明形態的競爭與衝突，將會在更高階段上回歸曾經的曆史軌跡；世界範圍內的文明衝突，將在現當代高科技條件下以更為多元而全麵的方式展開。
五 三大戰略：應對文明衝突的中國曆史經驗
在人類國家曆史上，中國是唯一全程走來的文明大國。
在人類文明衝突曆史上，中國是從來沒有失敗過的大國文明。
當以美國為軸心的“西方文明”——亨廷頓單獨列出的囊括了全部西方世界的一個文明板塊——剝去了一切道義迷彩外包裝，而將未來的國家關係回歸於全麵性本質性的文明衝突，使人類各個民族以國家文明為曆史平台的生存方式競爭進入全方位衝突時，中國民族群是淡定從容的，是沒有絲毫生疏感的。因為，對於隻有二百餘年曆史的美國文明，及隻有一千餘年曆史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文明衝突是一種頗有新意而又方便“尋敵”，同時又非常適合資本主義文明主動攻擊性的國家關係狀態。但是，對於曆經5000餘年滄桑變幻的中國，文明衝突隻是鐫刻在國家意識與民族精神曆史中的紛繁複雜甘苦難辨的深刻年輪而已。
由於地球自然地理環境的原因，中國與美國及西方世界的距離相對遙遠。在農耕經濟及冷兵器時代粗樸的交通條件下，中國與西方歐洲文明的核心生長點——地中海文明，中間橫亙著廣袤的西亞（中東）地區及中亞大沙漠與南亞次大陸地區。因此，在世界近代史之前，中國與歐洲早期的古希臘文明與古羅馬文明，沒有直接發生文明衝突的曆史條件；到歐洲中世紀時期，同樣由於山重水複的西亞、中亞、南亞的阻隔，歐洲的“十字軍”也無法越過這些廣袤阻隔而直接衝擊到遙遠的東方中國。因此，直到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群崛起，東方中國對於歐洲西方世界，已然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國度；對於後起的美國，中國則更是一個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存在。同理，“西方文明”世界對於中國，也是一片朦朧的存在。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中國文明是在太平長河中走來的。
在資本主義文明出現之前，世界範圍內的文明衝突熱點區域，是以世界範圍內的國家群數量分布為曆史基礎形成的。當時的國家集中區域是三個：其一，是早期國家群最集中的西亞（中東）地區，在世界軸心時代（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來臨之前，這一地區曾經有12個早期國家（當時的世界國家總數是15個），是世界早期國家文明衝突最激烈的地區。
其二，是歐洲西部的地中海區域，先後有古希臘聯邦、亞曆山大帝國、古羅馬帝國三個國家存在；整個歐洲進入中世紀封建社會後，歐洲地區的國家數量大為增長；因此，包括歐洲在內的整個環地中海地區，同樣也是國家文明衝突激烈化的地域。
其三，是亞洲的東北亞地區及南亞、東南亞地區，以古老的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為大國文明形態，在公元10世紀已經增長到數十個國家，也是國家文明衝突激烈化的地域。
總體上說，在世界古典文明時代，這三個地區的文明衝突，在加入遷徙無定的遊牧民族力量因素之後，呈現為三種曆史形式的文明衝突：其一，本地區內各國之間因文明差異（主要是宗教形態不同）而引發的文明衝突。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各國長達百餘年的“宗教戰爭”，西亞地區的波斯帝國與阿拉伯帝國之間的長期戰爭衝突，都是地區文明衝突的典型。
其二，兩大地域之間的國家文明衝突。其曆史典型，是從公元前300餘年亞曆山大東征開始，直到歐洲中世紀後期的“十字軍東征”的千餘年裏，歐洲文明與西亞文明的長期性劇烈對衝。
其三，地區國家文明之間的衝突，與對世界遊牧民族文明對衝夾雜在一起的全方位、長期性文明衝突。這一類型的文明衝突的典型，正是中國文明在1840年之前走過的漫長的文明衝突的曆史道路。若再將1840年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群對中國文明的原罪戰爭連續計入，則中國文明所經受的曆史性衝擊，在世界文明曆史上堪稱最為深重、最為長期、最為殘酷，所經曆的衝突方式又最為豐富多元的全方位文明衝擊。
在如此浴血奮爭中走過來的文明中國，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唯其如此，中國所積累的文明衝突的曆史經驗教訓，對於人類在未來高科學技術時期的文明衝突，及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曆史陷阱，都具有深刻的啟迪，是人類文明在競爭融合中走向更高發展階段的曆史燈塔。其中，中國文明在與遊牧民族文明對衝的千餘年裏錘煉出的三大戰略應對，是中國文明永遠的驕傲。
在人類冷兵器時代，世界遊牧民族力量擁有的以集群騎兵為主力的快速打擊能力，幾乎是所向無敵的。單向地說，從公元前700年左右開始，世界範圍內的遊牧族群開始逐漸聚合，並逐步形成，不斷滾大，且階段性地形成有分、有合、有政權的軍事集團。大約從公元前四五世紀（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開始，世界遊牧力量主要聚合在東北亞地區，對中國文明造成了長時期的巨大衝擊。在這樣的世界性強力黑潮的衝擊下，中國文明開始了從春秋戰國時代直到三國魏晉時期的對匈奴“胡患”長達千餘年的文明對衝曆史。
中國文明以厚重精細的農耕經濟為根基，以嚴整的國家組織力量為主導，以深邃的戰爭文明水準與強大的軍事力量為直接打擊手段，輔以持之以恒的國家層麵與民間層麵的長期融合國策；曆經春秋時代的“尊王攘夷”、戰國時代的常態對峙與局部反擊、秦帝國時期的大規模反擊、西漢中期的大規模反擊、東漢時期的連續反擊，與三國時期曹魏集團持續對峙，加之長期對匈奴勢力的融合與分化國策，終於取得了這場“文明對衝”的巨大勝利。其時形成的曆史格局是，將同時聚合了歐洲東部大多數遊牧力量的“匈奴集群”，有效分化為南北兩大集群；南匈奴集群全部歸化中國文明，北匈奴集群大為衰落並遷徙東部歐洲。至此，與中國文明對衝千餘年的匈奴集群宣告曆史性失敗，大為衰弱的北匈奴集群大規模向西方席卷而去，成為蹂躪西方世界的“上帝之鞭”。
雖然如此，這仍然隻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篇章而已。
在之前之後的中國曆史上，也從來沒有減少過各種規模的文明衝突。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代差”性熱兵器為原罪戰爭手段，中國才陷入了將近兩百年的水深火熱的曆史災難。兩百餘年之後，中國文明浴血重生，又以無可遏製的趨勢重新成為強大的現代國家。
認真審視中國在漫長的文明衝突中走過的曆史道路，總結我們應對文明衝突的最為根本的經驗，主要是長期恒定的三大戰略——
其一，強韌而又持之以恒的良性共贏的文明融合戰略。
能夠超越政權形態的興亡，而一貫秉持文明融合國策，來自於中國文明內在結構中偉大而深厚的道義根基。中國文明，在本質上就是一個以“自強自立”為本位的偏向於內在完善的文明形態。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提出了超越時代的“大同”社會的高遠目標。在此後的曆史上，中國從來沒有主動發起過訴諸戰爭的大規模文明對衝，從來都是被動迎擊一波又一波衝擊浪潮。這種漫長而穩定的文明生存姿態，在曆史上釀成了曆久彌香的中國文明的獨特魅力——親和而智慧，樸實而高貴，浩大而堅實，精美而厚重，真正的樂於容納百川而自成汪洋大海。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移民群體，隻要真正生活在中國之後，都很快化成了中國人，包括最難融化的古猶太人；其間答案，就在中國文明與生俱來的對“人類契約精神”的力行實踐——相互理解、相互妥協、共存共榮的偉大民族精神。在未來的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中，中國在繼承文明融合傳統之後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定會弘揚出新的璀璨的曆史光芒。
其二，以創新競爭為本位的自身壯大戰略。
中國文明的內在結構，具有“多元互撐”的天然合理性。其中的奮爭創造精神，是中國文明最為寶貴的動力性價值體係。中國原生文明的根基特質，是天然排斥保守性的。這種創造性，非但表現在社會人文形態的文明架構創造力上，更為基礎的方麵是表現在生產力的不斷推陳出新上。不要忘記，中國是最早進入鐵器時代的國家，中國在戰國時代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水準就已經是超越時代的，中國的冷兵器製造水準更是世界超一流的；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與工藝技術的創新，在古典文明時代同樣是領先世界的。這種以“大爭之世”為本位的科學技術創新精神，成為文明衝突中保持強大國家實力的最深厚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生產力創新基礎，秦漢時代對匈奴集群勢力的遠距離戰略大反擊，就是不可能的。
繼承並進一步發展這一戰略國策，就要摒棄在後來曆史上形成的漠視與遏製技術發展的保守主義思想體係，就要與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大創造精神對接，摒棄依靠外部科學技術輸入的“造不如買”的捷徑理念，將中國的科學技術實力推向新時代的巔峰。
堅持這一優良的傳統戰略國策，有著與現實需要相結合的認知基礎：要在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中立於不敗之地，首先就要在重型戰略武器係統的建設方麵處於優勢地位，就要大幅度超越中國自近代以來居於弱國地位而形成的“火力不足恐懼症”；否則，不足以應對極端化文明對衝的最殘酷戰爭形態；隻有在科學技術全麵創新的基礎上，才可能形成重型化的遠程戰略武器係統的不斷升級。隻有通過堅持創新生產力的曆史戰略，將中國的戰爭實力推向世界超一流水準，才能為跨越大國文明對衝的曆史陷阱做好實際準備。
其三，堅持統一文明本位而凝聚中國民族精神的戰略。
詳察中國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陷阱的曆史道路，其最重要、最核心的曆史經驗，就是中國統一文明本位所生發所激揚的雄厚民族力量。舉凡中國統一文明強固之時，都是中國文明大開放大融合的鼎盛時期；舉凡中國處於分裂分治時段，都是中國在文明衝突中處於乏力的曆史時期。因此，弘揚中國統一文明本位的強固傳統，堅定徹底地反對一切分裂，是中國文明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曆史陷阱的最為基礎的戰略法則。在未來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中，要持續強固統一文明本位的曆史傳統，就要將中國當代現實的政治文明體係——社會主義國家形態與中國統一文明的曆史傳統——中央集權的統一文明體製，進行大膽的無縫對接，借以實現中國文明在新時代的曆史與現實的一體化融合，給中國當代政治文明輸入強大的曆史力量，在曆史風暴中發展成為強大的新生文明形態。
三大戰略傳統在前，中國文明將“如日月之恒，不蹇不崩”。
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滿懷信心地迎接即將到來的曆史風暴。
2021年1月18日
西北大學·中國文明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