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榮智健正式加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信），出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當時他提出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由他選用人才。他說："恰當的人才是一家企業成功的首要因素，企業管理並不是一個人的事，全憑整體分工合作。"第二是授予他相當權力，毋須事事請示，這是為了適應國際商海劇烈競爭的需要，便於隨機應變。
榮智健任香港中信總經理後，第一件大事是提出收購國泰航空股權。"國泰航空公司"的創立要追溯到１９４６年。創辦該公司的人是兩位有魄力有膽識的飛行員，分別是英國人ＲｏｙＦａｒｒｅｌｌ和澳大利亞人ＳｙｄｎｅｙｄｅＫａｎｔｚｏｗ，兩人各自出資港幣一元為公司注冊資本。Ｆａｒｒｅｌｌ和ｄｅＫａｎｔｚｏｗ相識之際，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兩人同為中國國家航空公司駕駛杜格拉斯Ｃ４７運輸機，航程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從加爾各答橫越東喜馬拉雅山直達中國昆明。１９４５年，Ｆａｒｒｅｌｌ購買一架剩餘作戰物資ＤＣ３航機（昵稱Ｂｅｔｓｙ）。自此他和ｄｅＫａｎｔｚｏｗ以上海為基地，營運該ＤＣ３飛機。爾後，兩人於１９４６年５月將營運基地遷往經過戰火洗禮後的香港啟德機場。
對於"國泰航空"的曆史，榮智健並不是很感興趣，他說："那畢竟是成為過去的東西，對於一個生意人來說，要關注的應是它的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榮智健向他的同事們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國泰航空"已經成為香港非常具有實力的一家航空公司，尤其，他們的管理水平是一流的。認購這家公司的股份肯定受益匪淺。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國泰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招股吸引了大批申請者，凍結資金達港幣五百一十億元，這在香港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開發售的股份獲超額認購五十五倍。
榮智健早已盯上了這間香港炙手可熱的航空公司。
於是，榮智健胸有成竹地向董事局遞交了科學嚴謹的收購國泰航空公司的建議書。
但是，這一曲徑通幽擴充實力的大膽設想，卻遭到了主張"循序漸進穩根基，逐步發展壯實力"的穩妥勢力無端非議和強烈反對。
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選擇"國泰航空"？
榮智健的回答很簡單，說："香港要穩定繁榮處處都要靠運輸，不是船便是飛機。"他告訴他們，隻要去分析一下香港空運的出口情況，你們的反對意見就會減少許多。
榮智健勸說大家要看到航空運輸在香港貨物出口中所起到的作用，決不應該低估航空運輸業的潛力。哪怕投資大些，也是合理合算的。
榮智健認為，香港經濟的快速增長必將推動航空運輸業的進一步發展。雖說香港的航海運輸業發展曆史悠久，而且航海隊伍龐大，但兩者各有優勢，它並不構成對香港航空業的競爭威脅。
所以，榮智健堅持中信（香港）在航空業上投資的決策，是正確的，盡管有風險，卻也是值得一冒的。而且，"國泰航空"的母公司是太古集團。榮智健與太古有過良好的合作關係。他清楚太古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商業頭腦。
在香港，太古洋行是英資洋行之一。自中英就香港前途會談開始，怡和便一直致力於將該集團國際化，減少對香港的依賴。而太古洋行，則繼續將業務紮根香港，無意加強海外投資。太古集團的業務遍布海、陸、空，涉及衣、食、住、行等民生的各個層麵。其集團共有六大部門：航空、地產、石油開發及船務、實業、貿易及保險。
借助其屬下的國泰航空和港龍航空，太古集團執香港航空事業之牛耳。
國泰航空公司原為太古與彙豐銀行共有，太古占７成股權，彙豐占３成。１９８５年以後，國泰成為太古和彙豐兩家公司手上的搖錢樹。到１９８６年底，其資產總值為１１０億港元，幾乎壟斷了香港的航空事業。
榮智健對董事局否定他的收購建議感到難以理解。
榮智健對這一收購國泰的行動是非常慎重地進行了一番考查研究的。他花費了近六個多月的時間分析，研究國泰航空公司，其盈利甚豐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這家公司，經營完善，完全是按照西方的管理方式進行經營活動的，並且也非常重視使用人才，在航空業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榮智健對中信（香港）部分人的否定態度大為不滿。
麵對計劃尚未實施卻被全盤否定的被動局麵，榮智健隻好向足智多謀的父親求助，並把兩份收購報告書呈報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國務院。
在父親的全力支持下，國務院經過仔細的研究和論證，不僅完全同意榮智健的收購計劃，而且還借給"中信（香港）公司"８億元的收購資金。
就這樣，在國家的鼎力相助下，４５歲的榮智健以其特有的"隻要認準的事情，就一定要堅持幹到底，決不因故輕易放棄"的果敢幹練作風，於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國國際信托公司（即中信（香港））以１９．３６億港元收購國泰部分股份後，成為國泰第三大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