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講究“緣”，認為世上一切事物的產生、發展和成敗皆有“緣分”。筆者雖非佛門高徒，但對“緣分”二字還是有所感悟。就拿這部拙作的寫作來說，也是基於兩方麵難以割舍的緣分。
緣分之一是，我是一個棄醫從文又與中醫藥學保持較多接觸的新聞記者。
1964年高考時，由於“社會關係複雜”，我以較高的分數落到了甘肅中醫學校大專班。雖然中醫並非我的第一誌願，但是既來之則安之，我還是埋頭攻讀中醫，即使中途遭遇“文化大革命”，校園裏彌漫著“讀書無用論”，但我與不少同學仍然起早貪黑，沉浸在浩瀚的中醫典籍之中。由於記憶力比較好，加之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在同學們的眼裏，我竟成了一個善於背誦中醫經典的“老夫子”。四年下來，我不僅熟讀了中醫經典《黃帝內經》這部“天書”，還能通背漢代“醫聖”張仲景的《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及清代溫病學家吳鞠通的《溫病條辨》。以上四部醫書被稱為中醫學的四大經典。醫文相通，各門學科之間都有一種內在的聯係。浩如煙海的中醫典籍和紛繁龐雜的中藥、方劑，並未泯滅我一顆愛好文學的心，反而使我練就了紮實的古文功底，接觸到較多的自然科學，鍛煉了我的思維，為我以後的記者生涯暗暗助了一臂之力。
1968年畢業時，學校把我留下來任教。在一段時間裏，我又朝背暮誦，孜孜以求，沉浸在中醫藥典籍的海洋。後來，那點舞文弄墨的小本事，又被在“文革”
中先砸爛後恢複的甘肅省衛生廳看中，將我從省中醫學校調到省衛生廳，做起了自己並不太喜歡的機關文字工作。但在這個崗位上，我有幸結識了許多名老中醫，也與中醫界的同仁和我的同窗好友保持密切的聯係，常常從他們那裏了解到中醫界的學術動態和學術成就。這使我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一直沒有遠離中醫中藥，也使我退休後寫點中醫中藥方麵的東西不至於發怵和鬧笑話。
緣分之二是，30多年前我結識了一位優秀的“北京醫生”，現已著作等身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清宮醫案研究的發起人和開拓者陳可冀先生，並由此與清官醫案進而與中國曆代皇家醫案結下了不解之緣。
記得那還是1975年初春季節，為響應毛主席關於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號召，由300名北京及蘭州的醫務人員組成的第三批北京醫療隊，風塵仆仆來到甘肅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區，在該地區6個縣進行為期一年的巡回醫療，同時為當地培訓醫務人員，提高當地防病治病的水平。陳可冀先生作為中國中醫研究院（現已改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中西醫結合治療心血管係統疾病的一名主治醫生，也被編入武威縣北京醫療隊為群眾防病治病，而當時的我正好在武威縣城的北京醫療隊大隊部搞文字工作。由於與陳先生離得很近，加之我又懂點中醫，能背誦一些中醫的經典條文，便同陳先生有了較多的共同語言，並逐漸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這次醫療隊工作結束後，我跳槽到了新華社當了新聞記者，但同陳先生的聯係一直沒有中斷，經常可以讀到他的大作，也能接觸到他的一些高徒，因而受益匪淺。
綜上所述，早年下工夫學習中醫並與陳可冀先生成為好友，使我的拙作《皇家醫事》出版後，又受出版社委托，順藤摸瓜，再寫本書——《皇家養生》的兩個“緣分”。倘若沒有學過中醫，沒有結識陳先生及其對清宮醫案的研究成果，要完成以上兩部著作是萬萬不可能的。在此，我要深切感謝我早年在甘肅中醫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感謝給我提供了大量材料的陳可冀院士和他的學生們。
《皇家養生》是《皇家醫事》的姊妹篇，但後者比前者的曆史跨度更大，內涵也更豐富，它把曆史的鏡頭從清朝拉到清以前的曆代封建王朝，跨度達兩千多年。當然，由於我所掌握的曆史資料有限，隻能以離我們最近的清代為主，由遠及近地寫來。清代以前的皇家醫療、養生經驗大都塵封土埋，沒有了蹤影。
在這一點上，本書又具有了一定的搶救皇家醫療養生經驗的意義。
最後，還要感謝我的老伴黃雅君，正是她數十年如一日地操持家務，才使我專心致誌地為國家工作了近四十年，特別是我寫本書時，她帶病為我做飯、洗衣，一如既往地照料我的生活，使我在兩個月內兩耳不聞窗外事，夜以繼日，一口氣完成了本書的寫作。
應該看到，同整個中醫藥學一樣，中國曆代皇室醫療養生經驗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其挖掘與傳播，絕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擔當，也絕非一本薄薄的小書所能承載，我所做的工作隻能是拋磚引玉而已。正如我在《皇家醫事》的後記中所說，如果通過此書能燃起讀者對於皇家養生經驗的濃厚興趣，讓更多的人能有機會走進這批稀世檔案的話，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卻了我幾十年來的一樁心願，也不愧對我與中醫藥學和中醫專家們多年來結下的美好情緣。
屈維英
2009年月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