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兩種文化稍加研究，就可以發現它們的不同。中國文化總是在大的方麵去把握總體概念，並且隻作定性而不作定量分析；麗西方文化則總是從細微之處人手，並從具體的細節去組合它們的概念。這也像兩種文字，中國人的“月”“日”就是月亮和太陽的象形文字，講的是“月”與“日”的整體，而西方的文字則是像“元素”的拚接，用幾個字母來表示一個詞。而且，中國人記載時間也是從大處人手，年、月、日、時，西方人則倒過來，把時間放在了前頭，把年放在最後。
這種區別可以進行這樣的歸納，東方文化屬於一種整體思維的方法，隻講整體概念，隻作定性分析，而西方文化則是一種“還原法”，每觀察一個事物，它總是把這一事物分割到不能再分時為止，然後將它組裝起來再加以認識。
我們承認，這兩種認識事物的方法各有優劣，但是當一個事物需要掰開來更深入地認識時，東方文化就缺乏某種力量了。例如，在曆史上，煉丹士搞“煉丹術”，這恐怕在東方和西方都出現得很早，我們中國說不定還更早一些，但從16、17世紀起，在西方的煉丹士開始轉變為化學家開始研究起分子、原子來的時候，我們中國人仍停留在煉“長生不老丹”、服丹可以成仙的迷信境地，於是中國的科學發展受到了思想文化的掣肘。
中國的謀略學與西方的博弈論也同樣如此。用定理、方程式和運算手段武裝起來的西方數學家開始用數學的手段去武裝智謀，解開智謀背後的本質性的東西，並且錙銖必較地運算采取哪一種方法能增加利潤、而哪一種方法就會賠個底朝天的時候，中國的智謀學還停留在原地，沒有進步。
這個問題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當我們今天講到中國的謀略學的時候，我們所舉的絕大部分例子都是古代的例證，像“二桃殺三士”、“杯酒釋兵權”、“請君入甕”等的成語典故都取自古代的事例，尤其是中國的幾部古書——《三國演義》、《水滸傳》幾乎被我們看成了智謀的集大成。而講究定量分析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等發達國家）卻殲始試解人際關係學中的智能“方程”，並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蘇聯把導彈運到古巴以後，蘇美及全世界都有可能被卷入了一場核威脅的事件。
1962年10月，赫魯曉夫偷偷地將核導彈運送到古巴，以對付美國。蘇聯的核導彈這時距美國大陸僅隻145千米，等於擺到了美國的家門口，美國人急了，立即要求蘇聯運走這些導彈，否則將采取相應的行動。
這些導彈是肯尼迪總統無法忽視的嚴重威脅，然而他知道這時候稍有不慎，采取一點錯誤的做法就可能導致核大戰的爆發，使兩個核大國屍橫遍野、一片焦土。這時，在他的助手中有一部分人主張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空中打擊，炸毀古巴幾十枚已經指向美國的導彈，然而這可能導致蘇聯的反擊；另一些人想采取軍艦封鎖的策略，以防止蘇聯在古巴部署更多的導彈，同時要求蘇軍撤走已經部署的導彈；還有一些人擔心這些策略都沒有實效。
在決定命運的關鍵幾天裏，兩個超級大國都掙紮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它們都非常清楚，作出錯誤的決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肯尼迪最後的選擇是軍艦封鎖策略，同時準備對古巴進行大規模的打擊。不過，最後的結局是赫魯曉夫撤走了導彈，讓美國乃至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
古巴的導彈危機是曆史的轉折點之一，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的典型範例，即當我們不能確定對方在怎樣想怎樣做，而且雙方都騎虎難下的時候，將如何選擇最佳的策略。
這就像好萊塢那個電影中的情節，吉姆和巴茲同時較上了勁，看誰先退下來放棄比賽。不退，就車毀人亡，誰先退，誰就輸了麵子，就是“孬種”！
這樣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不勝枚舉，如與老板鉚上了勁，要求增加薪金，不加就將罷工堅持到底的雇員；思考是下大賭注嚇退對手還是放下撲克牌退出遊戲的玩牌者等。
再打一個比方，那就是兩隻公雞被投放在一個鬥雞場中，讓它們相互搏鬥，縛隻公雞都會有兩個選擇：或是堅決鬥下去，或是退出鬥場，自我認輸。如果兩隻公雞是勢均力敵，那麼鬥下去隻會兩敗俱傷；如果一隻公雞先行退卻，那它就是被認為孬種的那一隻；隻有兩隻同時撤退，才算是一個平手，無所謂誰有麵子誰沒有麵子。
這個博弈論課題可以用這樣一個矩陣來表達：
-2表示它們強鬥要付出的總代價，-1表示一方退出要付出的代價，1則表示勝利一方獲得的收益。當然，這隻是一個模型，一個示意。在-2之中，自己身上的傷痕（也表示兩國戰鬥若真的打了起來受到的損失）表示為-1；麵子的丟失（或輸了比賽）表示為-1。
在這個矩陣中，最好的結局是對方先退出而自己獲勝，其次是共同退出，再就是自己認輸退卻，這三種情況都比鬥得兩敗俱傷要好得多。
如果按中國的謀略學來分析，最後的分析結果也是一樣的，那就叫做和（合）則雙利，戰則兩傷。我們拿曹操兵抵長江準備進行“赤壁之戰”這個情形來分析，劉備與孫權聯合抗擊曹操，是為上策（得分可以寫成2）；大家都坐山觀虎鬥，即曹操打劉備，孫權坐視不救，或者反之，是為中策（得分是0）；孫劉兩家相互先打了起來是最壞的結果(得分是-2)。這樣的情況是可以估算出來的，隻是我們沒有進入到運用數學分析的程度。這就是博弈論與中國謀略學不同的地方。
說清了西方的博弈論與東方的謀略學之後，我們甚至便可以“混為一談”地運用這種方法來解剖魏、蜀、吳三國之間的“赤壁之戰”了，通過對中國的這座謀略高峰的領略，或者說是對謀略寶庫的勘探，廣大讀者在掌握了謀略術的精髓之後，一定還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早在一千甚至兩千年前，中國就已經攀登上了外國人無人企及的“珠穆朗瑪峰”——謀略高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