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 月 17 日，在這距離農曆春節僅剩 7 天的特殊時刻，桐廬縣瑤琳鎮那座巍峨的大廟山上，四處彌漫著緊張且凝重的氣氛。
連續經曆了 14 天挖掘作業的人們，此刻終於停下了手中轟鳴作響的大型機械，轉而開始小心翼翼地操起鏟子和板子，一點一點極其謹慎地剝開那厚重的泥土。
他們不惜耗費了將近半個月的漫長時間，幾乎將半座山生生切開，而這一切，隻為了能夠探尋並尋找到一個至關重要的答案。
時間悄然回溯到 2016 年 5 月 17 日，彼時，杭州 110 指揮中心原本安靜的氛圍被一陣急促響起的電話鈴聲瞬間打破，一起突如其來的報警電話，就這樣毫無預兆地拉開了，這起令人驚悚的懸案的序幕。
報案人語氣焦急，聲稱自己的侄子王海濤自從 2014 年 1 月滿懷憧憬地來杭州打工之後，便如同人間蒸發一般失去了所有的聯係。
警方在接到報案後迅速展開了全麵且深入的調查，很快便找到了王海濤的妻子鍾女士。
鍾女士神情凝重地回憶起，上一次親眼見到王海濤的情景還是在 2013 年 5 月那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當時這對恩愛的小兩口，為了能讓家庭的經濟狀況更加寬裕，多掙些錢改善生活，共同坐上了同一輛車外出打工。
然而，王海濤在廣西南寧下了車，而她則前往了廣東東莞。自分別之後，兩人一直通過各種方式保持著聯係，那段時光雖然平淡，卻也安穩溫馨。
直到 2014 年 1 月 22 日中午時分，正在忙碌中的鍾女士突然接到了丈夫打來的電話。
電話那頭，王海濤語氣興奮地說道，有朋友在杭州給他找了份月薪高達 7000 元的工作，他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想去嚐試一下，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過年就回家團聚。
鍾女士向來對丈夫滿懷信任，她毫不猶豫地對他的這個決定表示了堅定的支持。
然而，這一次的通話卻顯得極為不同尋常。不僅鍾女士接到了王海濤的電話，就連王海濤的妹妹和妹夫也同樣接到了。
妹妹滿是困惑地回憶說，電話那頭的環境特別吵鬧，幾乎都聽不清王海濤到底有沒有說話，耳畔充斥著的隻有一片嘈雜的聲音，無論她怎麼大聲呼喚王海濤，也得不到任何回應，無奈之下，她便掛掉了電話。
可當她再次撥打過去的時候，卻怎麼也打不通了。任誰都沒能想到，這看似平常卻又透著諸多詭異的通話，竟成了王海濤與家人的最後一次聯係。
此後，王海濤的電話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再也無法撥通。在整整兩年多漫長的時間裏，家人們心急如焚，備受煎熬。
他們一邊心急火燎地求助公共媒體發布尋人公告，期望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哪怕一絲一毫的線索；
一邊不辭辛勞地四處詢問王海濤的工友和朋友，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消息來源。
曆經了無數次的波折與失望，幾經周折，終於從一位知情人那裏打聽到，王海濤可能是不慎被騙到了杭州的某個神秘組織裏。
可這偌大的杭州城，茫茫人海，要想從中找到王海濤又談何容易。
家人所能提供的線索極為模糊，隻是語焉不詳地說王海濤可能到過富春的某個地方。
然而，富春江地域廣闊，富春街道錯綜複雜，都存在著可能性。
市公安局在接到這有限的信息後，先是將消息轉給了富陽警方，請求其配合調查。
經過一番艱難的摸排，卻認為王海濤在桐廬轄區的可能性相較而言更大，於是這些珍貴卻又模糊的線索又輾轉交到了桐廬警方的手中。
桐廬警方在接到消息之後，絲毫不敢懈怠，立即以富春路為中心，在整個桐廬縣城迅速展開了全麵而細致的搜尋工作。
他們通過將相關信息錄入係統以及不辭辛勞地進行路麵走訪等多種方式，竭盡全力試圖找尋王海濤在此地的生活軌跡。
可惜的是，一番努力過後，幾乎沒有能夠獲取到任何有效的信息，唯一找到的，僅僅隻有一張王海濤從廣西來杭的火車票，這單薄的線索讓搜尋工作陷入了僵局。
但警方並未因為困難重重而選擇放棄，他們繼續深挖線索，對家屬提供的幾個手機號碼進行了極為詳細的問詢。
經過一番深入的調查，得到的回答是王海濤可能在桐廬的某個組織裏有過活動的跡象。
警方不禁聯想到 2014 年的時候，那些組織在轄區內的確曾經有過活躍的活動，然而經過嚴厲的打擊之後，按理說已經銷聲匿跡。
這一發現讓警方的神經再次緊繃起來，他們深知此事的複雜性和嚴重性。
為了能夠成功破案，桐廬警方下定決心再次在全縣範圍內大力打擊此類組織的窩點。
他們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和資源，進行了全麵而徹底的清查。並且，將登記的組織人員名單與家屬提供的詳細信息采集後，小心翼翼地放入全國失蹤人口數據庫中進行嚴謹的比對。
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即便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卻依然沒有獲得任何有價值的收獲。
此時，在警局內部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神色疲憊且無奈地認為，這是一起毫無頭緒、錯綜複雜的案件，線索如此稀少，調查又屢屢碰壁，應該按照失蹤案的常規流程進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