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我又在想，為什麼國外科學家要把甲殼素稱之為維持現代人生命的第六大要素。
這要從許多現代病說開來。
現代人是生活在快節奏、高壓力的環境中，飲食又往往高蛋白質、高脂肪和高糖居多，這“一快四高”使得身體內的毒素積聚，於是就誕生了諸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脂肪肝、癌症等現代病。
很多健康專家就此提出，必須運用三把“掃帚”來清除人體內的毒素。第一把是“物理掃帚”——膳食纖維，會像海綿一樣吸附毒素排出；第二把是“化學掃帚”——抗氧化劑（如硒），對抗乃至消滅自由基；第三把是“生物掃帚”——益生菌，抑製自由基。
而甲殼素是清除我們體內毒素的第一把“掃帚”，它給人體細胞和髒器創造一個不易生病的環境。於是，它就成了繼蛋白質、脂肪、糖類、維生素和礦物質等人類五大生命要素外的第六大生命要素。
我開始服用“第六要素”，每天兩粒，1周後加到4粒，每周慢慢加，直至加到我應該服用的量。大概是服用了1個月左右，我突然感到身體很不適，軟軟的，沒力氣，斷斷續續地有好一陣子。谘詢了專家後，才知道這叫“好轉反應”，是平衡身體酸堿的一種暫時性反應。專家說，好轉反應就如同跪坐許久的人突然站立時，因為血行不通卻會產生麻痹的情形一樣，但過一會就恢複正常。果不其然，又過了大概半個多月，我感到身體出奇的輕鬆。
有人說，世界是平的，因為互聯網；同理，有些醫學知識患者是可以快速學習的，也因為互聯網。
抗癌，這事我就這樣幹了——認認真真學習、明明白白治病、開開心心生活。好好體味“日日是好日”的真諦深意。
病出個意義，很有意義。
陽光總在風雨後。
任何事物都可以有說法，
“生”和“死”也不例外。
革命烈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我對自己：活得積極、死得坦然。
五、日子過得
—有點一驚一咋
我終於出院了。
住了足足半年的醫院，周遊了上海三甲、二甲、一甲的4所醫院。這些日子，我成了個“職業病人”，要麼在醫院，要麼在轉醫院的路上。
不堪回首的日子：驚心動魄。兩大疾病齊刷刷地一起湧來報到，並讓我品嚐了它們“同煮一鍋”的滋味：“股骨頸骨折”是必須在單位時間內絕對平躺，盡快讓骨折愈合；“乳腺癌”術後必須早鍛煉，因為每周走路3~5個小時，死於乳腺癌的危險會減低50%。可當時的我卻是：動不得，靜也不得。
到了可以拄拐杖下地了，可我的右腋下，因淋巴結被清掃，局部水腫、疼痛，根本無法撐拐杖；而我的左腋下，也因左側乳房手術的原因，引流管處的切口一直沒有愈合，當然也無法撐拐杖。我這不又是：右不能，左也不能。
活人總不能被“尿”憋死，辦法總比困難多吧！
我找到一種用兩隻手掌撐的拐杖，底下是四隻腳，穩定性很好。依靠它，我開始邁開雙腳，一步、一圈地學走路。
我可以拄著拐杖，出去散步了。
我能抬頭看看藍天，我能低頭聞聞綠地；我貪婪地吸著花園裏的空氣，我駐足凝視著行色匆匆的路人……“活著，真好，真好。”我心裏在說。
我要去一個地方：紅十字會辦理眼角膜捐獻。
怎樣辦理眼角膜捐獻？問了許多人都說“不知道”。
114電話詢問，讓我找到了市紅十字會，但他們卻又讓我找區紅十字會。
區紅十字會又讓我找街道紅十字會。
沒想到，這第三個電話還沒讓我找到終端，他們說：“你應該找戶口所在的居委會。”
那天下午，我妹妹陪我去居委會。
居委會坐落在我大樓對馬路的小區中。一座兩層樓的小樓房。小樓房的底層是兩間老年活動室，一間是棋牌室，一間是歌唱室。二樓是居委會辦公室和報刊圖書室。我一手扶著樓梯的扶手，一手挽著我妹妹的手臂，慢慢地，一格一格地爬上了二樓。這是我骨折後第一次爬樓，感到氣喘籲籲。到了辦公室門口，我隻得先歇歇腳，平平氣。
這間辦公室有30多平方米，放著大約五六張辦公桌。裏麵有不少人，嘰嘰喳喳的，聲音不小，像個菜市場。
“請問，我要辦理眼角膜捐獻，找誰？”我的聲音被嘈雜聲湮沒了。
我提高嗓門又說了一遍。有一位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說“要本人來辦理的”。顯然，她剛才沒有聽清楚我問的話。
“是我本人。”我說。
她又用不解的眼神看了一下我，遲疑了幾秒鍾後，用手指著位於房門口的那張空辦公桌說：“辦理的人不在，儂明天早上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