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法國，醫學院畢業的一定是最優秀的人才。因為醫學生第一年學習後的淘汰率是50%，以後每年都有較高的淘汰率。而淘汰的標準是兩條：一是“親和力”，二是“協作力”。他們培養一名耳鼻喉科的醫生需要15年，而中國是5年。他們說，中國的醫生是速成的。看來中間缺的就是“人文醫學”教育。中國的醫學生是從理科學生中選拔出來的，其“人文性”的缺失度就更大。
人們總覺得，我們的醫生是“手術刀”氣質太甚。其實，一個醫生如果能具備冷靜、深刻的“手術刀”氣質，這也是職業的一種要求，但千萬不能同時還滲透出種種的“漠然”，缺乏同情心的醫生永遠無法與病人真誠對話。
今天的醫患危機與人文醫學的缺失就始於真誠對話。
中國有一位醫生到美國一家醫院進修，回來後在報紙上發表了自己在美國醫院的見聞：
在醫院的實習生活中，有一件最觸動我的事。一位丙型肝炎患者對自己的預後很擔心，情緒非常低落。醫生是這樣開導她的：“雖然藥物治療的成功率隻有50%，但請你相信自己，你是屬於那50%的人群，這需要你的堅持與配合。1年用藥，有的人主觀退縮了，有的人因為副作用而停藥了，而那些堅持的人，他們成功了。請相信我們，你有任何困難我們都會給你幫助，也請你相信自己，1年以後的今天，你的治療將會起作用的，好嗎？來，我們擁抱一下吧！”
在他們擁抱的一刹那，患者先前充滿疑惑的眼中滿是淚水，我們則情不自禁鼓起掌來。這樣的真誠，這樣的理解，幾乎每天都在進行，它們不斷震撼著我、感染著我。
看了這段報道，我很羨慕美國的病人，也琢磨著我們的醫生怎麼跟美國醫生是反著說話呢？我們醫生為什麼習慣將自己眼前的病人擱在治愈率的失敗比例中？有人說，答案隻有一個：不想承擔任何一點風險。但我卻不忍心這樣說。
我認為中國醫生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醫生的醫學理念有問題，往往“征服疾病”有餘，“敬畏生命”不足；二是中國醫生對如何調動病人的精神意誌來加速對細胞的修複、自愈這一點，理論上認可，臨床上卻疏忽。
從上述報道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體會出美國醫生與病人溝通時那關愛的眼神、親切的語氣、隨和的表情，還有那個“擁抱”，這些對中國病人來說都是很難享受到的。我們的醫生如果能主動與病人“握握手”，那對病人來說，實在是治病中不可多得的一味良藥。病人真的很希望醫生能多給一點點“嗬護”，生了病的人，常常會感到焦慮和無助。正如著名醫師特魯多（Trudeau）所說，醫生應該：“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現在這個時代，“醫生無所不知”狀態已經過時。各種渠道，使原先存在於病人與醫生之間的信息，由“絕對不對稱”向“相對不對稱”轉換。於是，病人在與醫生的溝通中，也從“全失語”向“半失語”，甚至“不失語”轉換。
病人在思考：病了，把身體交給誰？
最好的醫生其實是和病人一起作戰的。
四、“美夢”與“現實”
—我的三把治療利器
世界是平的，因為互聯網；
有些醫學知識，
患者是可以快速學習的，
也因為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