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後,她的右側乳房還是被全切除,醫生根據病情,不能為她保乳。她知道後,哭了很久,全病房的人都勸她:想開點,保命要緊;去胸罩店定做一個假乳房,同樣會很對稱的,不會影響你的好身材的;有個台灣女歌星,也生了乳腺癌,現在她照樣上台唱歌,台下沒有人知道她的一隻乳房是假的。
一天,她丈夫來了,手裏拿著鮮豔的11朵玫瑰花。那女人臉上寫滿了“幸福”,因為這11朵玫瑰花意味著丈夫對她的“一心一意”。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再婚的。
以後,她每月都住院一次,接受化療,但沒有人陪她。她化療反應很厲害,嘔吐、頭暈,不吃、不喝,很可憐。看她這樣子,大家也不忍心再問她什麼了。6個療程結束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不知怎麼的,聽完這個故事,我的心一抽一抽的,老在對照自己。
記得手術前,醫生問我,如果開出來是惡性的,你希望保乳嗎?我一個勁地搖頭,“不要,不要!沒有乳房,照樣活,留下隱患,沒得活!”
當知道自己是癌症時,我沒有哭,因為我腦子裏沒有“哭”的指令,隻有一個個問號,我怎麼會?我怎麼會呢?
接下來,就是想:我不曉得還能活多久?夜深人靜時,想得特別多。我為自己惋惜過。
自認為,我在所研究的專業領域中,不說“爐火純青”,也可說“信手拈來”。本來還打算再寫幾本專業新視點的書,再帶幾批研究生。生了這病,這下完了,沒可能了。
我當了一輩子教師,但兒子的教育背景,不盡如我意,這是我的心病。原本想等退休後,正趕上小孫子學齡時,好好再當回“老師”。現在纏上這病,我恐怕連這最起碼的願望都泡湯了。這個病為什麼不晚來十年啊?
……
腦子裏老想這些,壞了自己治病的心情,這對我的康複很不利。這時最好的“良藥”是讓自己“阿Q”。於是我想,我如果趕上2003年的那趟“非典”病,像我有那麼多基礎病的人,在當時是必死無疑的,這不賺了3年嘛;又比如,1996年那次去溫州講課的飛機降落時,如果起落架真的一直放不下來,那也可能機毀人亡的,這樣算又賺了9年。
我開始自言自語—你這一輩子夠豐富多彩了:鮮花、掌聲,還有不少“粉絲”;“百度”、“Google”都有你40頁以上的信息;現在,孫子也出生了,你的生命已二度延續;結婚離婚、“城裏”“城外”的走進走出,做了兩回人了……你知足吧!
當然,我知道自己有理性的一麵,比如我會思考“為什麼會得這個病?”我原本以為,我這個人可能會得這病那病的,但我不會得癌症。我的心髒不好,血壓也高。有一篇文章講,患心血管病的人不大容易得癌症;再說沒有家族史;而且平時也很講究保健的。怎麼我現在竟然成了例外呢?我哪方麵出問題了?我要答案!
我的病床上放滿了防癌抗癌的書,我的本子裏記錄著自己各種檢查的結果,我努力在打聽醫治乳腺癌的專家,我用心在收集病友的成功案例……我所有的工作都強烈地顯現出一種心理:我不甘心就這麼倉促地死!
說真的,這個病,讓我與“死亡”的命題“狹路相逢”,根本無法避及。它讓我起碼提早20多年直麵死亡!
德國著名思想家海德格爾說,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以前,我讀這句話,覺得很遠、很哲學。可此時此刻的我,卻體會出就在當下,並且是實實在在的。
這天晚上,我開始很認真地想:如果生命進入倒計時……
如果生命倒計時進入“讀年”,我扳著手指,按輕重緩急合計著……
第一件要做的事:轉換自己學術研究的坐標,“生命至上”,弄明白“乳腺癌”——搞清楚我的HER-2強陽性的乳腺癌——當下最優化的治療方案。我深知:自己正處在一條長長的深深的隧道裏,必須盡可能快地找到隧道口。
第二件要做的事:去紅十字會,辦理捐獻眼角膜的手續。早在10年前,我就對家人說過這個願望。人死後,如能留兩道光明在人間,很有意思。
第三件要做的事:整理我的書房。我的書房除了向南的是窗戶外,其他三麵牆都不同程度地被書占據著。我要把自己寫的書理出來,專門放在第一個書櫥那個平視的方位,這就是我的遺產。
第四件要做的事:為18個月的小孫子圓圓製作一本《寫真集》,並寫下圓圓成長照片的文字,“圖文並茂”地留給慢慢長大的圓圓。讓他記住,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個人對他說的話。
第五件要做的事:還是想寫書,記下自己一路走來的腳印。我一生讀書、寫書、教書,“書”是我的靈魂,“書”是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