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盆地是大宋皇朝政經重心的豫中平原與富庶卻尚未開發的荊湖地區之間的交通連接點，因此政府曾嚐試要修築運河連接兩地。《宋史河渠誌》的記載如下：“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佑、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堙穀，曆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裏，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複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堙廢焉。
端拱元年，供奉官閣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荊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荊、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遂發丁夫治荊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宋元時期，內河航船有載重達萬石的，兩三百石者比比皆是。根據沈括《夢溪筆談‧辨證》的記載，漢代以鈞石為石，每石120斤。到宋代就改變以1斛梗米重量為1石，而每石92.5斤。然而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嘉佑銅則，自記重100斤，重*公斤，每斤640克。綜合計算下，宋代一石約合今日59.2公斤，因此所謂“可勝二百斛重載”，表示運載量至少為11840公斤，即為11.84公噸。至於萬石航船，則運載量高達592公噸，現在看來沒什麼，在當時恐怕就已經是龐然巨物了，可以想象這樣的內河航船大概隻會見於長江幹流與水深江闊的幾條支流，如漢水，至於一般運河能夠航行的，應該多是兩三百石的船(300石為17.76公噸)。
無論如何，古白河運河開辟的失敗，導致四川與湖廣地區的漕運必須均由水路遠途運至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今江蘇江都)、楚州(今江蘇淮安)、泗州(今江蘇盱貽)的轉運倉，然後分調船隻溯流入汴京。換言之，就是先用船把貨物從長江中上遊的湖廣與四川送到下遊的江蘇，然後西北向折過來往汴京輸送。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北宋皇朝的生命線是汴河，東南與西南財貨必須全部運到現今江蘇地區，然後慢慢轉運到汴京。汴河一旦有警，那是影響國家存亡的大事，姑且不論盜亂，汴河最大的威脅是黃河的泛濫可能導致汴河航線的整個崩潰，一旦如此，若加之以外患，北宋離亡國不遠。所謂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麵，就個人淺見，以《新宋》已經提到的技術改革，參考當時國力與現實狀況，前述危險狀況可以透過修築三條水泥大道來徹底改變北宋交通經濟的脆弱性，並使。
南陽盆地的唐、白河屬漢水水係，自襄陽上溯，走唐河可以一直抵達方城縣，根據記載，漢代唐河自方城以下是可以通航的；前引宋史水渠誌也提到運河連接汴京與唐河，也是交會在方城；另外明清時代唐河還能通航到方城南方的賒旗鎮(今社旗)。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確定在宋神宗時期，唐河應該最少可以通航到賒旗鎮。另外，走白河，經過新野，南陽，最後可以到南陽以北50餘裏的石橋鎮。
這水路自古有之，所以自戰國以來，官府就開始修築道路，以便連接水運。自汴京連接唐河水運的是方城路，而自洛陽連接白河水運的是三鴉路。
方城路位於伏牛山地與桐柏低山丘陵之間的南陽盆地，三麵是山地和丘陵，中為平原，南與襄樊衝積平原相銜接。伏牛山東延至魯山縣東南逐漸下降為低緩的丘陵，形成盆地東北端方城縣附近的缺口，從而裂開了一條比較平坦的隘道，人們利用這種天然地理條件，來往於南陽盆地和中原地區。這條通道遠在春秋戰國時已開拓成途，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方城隘口還是一條軍事通道和黃金水道。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卅一《淯水篇》雲：“淯水又西南經史定伯碑南，又西為瓜裏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裏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而道方城。”正由於從宛出堵陽的方城路是重要通道，故在方城路所經的淯水渡口瓜裏津上架設了三道橋梁，成為當時的著名津渡。
三鴉路伏牛山地由西向東橫亙於南陽盆地的北麵，遮擋住南陽至臨汝、洛陽的去路，伏牛山南坡之魯陽關水流入淯水，與盆地北麵隔著分水嶺有一條流入沙河的魯陽關水(即氵襄河)相對應，由南陽北上至魯山、臨汝，就利用這個地形上的便利條件。三鴉路是宛、洛間最近捷的通道。秦漢時，它即為軍事要道；北魏遷洛陽後，更關注這條道路，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群蠻斷塞三鴉路，孝明帝立即分道發兵進討。三鴉路既為交通、軍事要道，故北周時於魯山縣西南十九裏三鴉道上置三鴉鎮，作為控扼要道的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