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子繼承製，是提出來保持國內政治穩定的一種方法。這一點，可能是孔子從春秋的政治現實中看到了反麵的教訓，而強調的一種禮法秩序。至於其利弊得失，嚴肅的作家有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有論及（我記得韋伯的《道教與儒教》似乎也有論及，不知是否記錯）；通俗的作家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說》也有論及，這些人都有肯定這種繼承製度的正麵意義，我就不多說。
大一統製容後再述。
親迎製，指天子以至庶人，在成婚時，男方必須親自迎接女方，以完成婚禮。這種禮製上的道德規範，是為了確立夫妻之間的純正關係。我們不必自欺欺人以為這是孔子尊重女權，這不過是為了確立嫡子的一種附屬製度。至於強調天子親迎，一方麵固然同樣是強調將來的嫡子地位，一方麵，則似乎也有暗示天子一爵的意思，即認為天子不過同樣是人間的一個爵位。同樣要受《春秋》新王法的製約。這種製度一直持續到今天。
三田製，是限製天子打獵的時間。在之前，天子四季都可以出獵，公羊學者們認為《春秋》認為夏季打獵，有違天時，所以限製隻有一年隻能三季田獵。這裏麵在生態方麵有積極的一麵，主要是在政治上傳遞一種“仁”的信息。這裏要指出，在古代，天子田獵，是一件大事，有保護莊稼、祭祀、練兵等多重含義，並非隻是打打獵那麼簡單。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活動。
三年喪製傳遞的是“孝”的意思。但是就算在當時看來，也是負麵意義多於正麵意義。
三等爵製容後再說。七等官製無須多述，隻有象征性的作用。
選舉製則是反對世襲，主張選賢舉能。所以漢代公羊學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就提出要把察舉製度固定下來的觀點。並被采納。所以《公羊》有所謂譏世卿，即認為卿世襲是非禮的，春秋之際，世卿是禍亂的一大表現。這種反麵的教訓，加固了選賢舉能的思想。《公羊》學者在這裏，不僅僅和古文經學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經曆了東漢以至兩晉南北朝的反動，但終於還是對中國曆史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應當說，這是有正麵意義的。
井田製亦不多述。不過是關注民生的一種技術性措施。漢代的公羊學者並沒有追求形式上的井田製，因為漢代的賦稅輕於井田製。這裏傳遞的政治信息是關注民生。
郊製，古代祭祀是和戰爭並列的大事情。孔子改變郊製，不過是希望天子定時祭天罷了。這是一種禮製，隻有象征形的意義。公羊學者對這種定時郊祭的鼓吹，也成為了中國幾千年的製度。
以上就是孔子改製的一些內容，也是公羊學者們從《公羊傳》中發現的政治理念，這些理念有些在今天看來幼稚可笑，但是在西漢，卻深深的影響著政治生活。我們從中間發生，這些公羊理念，絕大部分，是用來穩定社會秩序，製約統治者的。我們如果一定要說這是統治者的思想工具也無不可，但是無法否認的是，這個統治者的思想工具，主要還是為了約束統治者。我們無法否認《公羊》是一本政治精英教材，即便說它是工具，至少也是被動的工具，並且，對當時代的百姓來說，起了相當正麵的作用。民主政治思想也被人汙蔑是“統治工具”，欺騙手段，這時候，民主政治的信仰者無不氣憤，但是等他們反過頭來，照樣會一盤汙水倒在公羊學者們頭上。這種諷刺性的畫麵，我們今天己經見怪不怪了。是為中國民主派之怪現狀之一。
接下來說“天子一爵”，這是公羊學者給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級的一部分。這種思想主要來流傳於公羊口說。或者說是公羊學者們的出色發揮，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傳，我個人懷疑很可能是後世公羊學者受了孟子思想的影響，而有貶天子為人間一爵的說法。這種政治理論，在今天還嫌保守，但是在當時，應當是相當激進的說法了。因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間之神的神聖存在，是天之子，並非一爵，所謂“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學者開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間一爵，借《春秋》壓天子，很有點把《春秋公羊傳》憲法化的意思，同時又有所謂“屈君以伸天”，總之是公羊學者在尋求一個製約天子的工具。我們可以相信，公羊學者己經敏感的注意到了權力需要製約的問題。雖然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在今天看來如此的可笑，但是他們卻仍然在認真的尋求這種製約力。並且公正的說，這個解決辦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裏不能不提古文經學的破壞作用，古文經學絕不承認有這種說法，實是深得天子之心，雖然這裏對於古文學者們來說也有他們的原因，因為天子一爵論與天子受命而王的古老思想，有著深深的矛盾，公羊學者比較現實，可以忽略這理論上的破綻，但是古文經學者們卻改不了他們的書呆子氣，他們忽略不了又沒有智慧新創，隻好在中間做一抉擇。而同時，西漢末期天文學有了重大的進步，對董氏的以天壓君以毀滅性的打擊。可以說，這個解決辦法，還沒有撐到西漢結束，就己經破爛不堪了，但是公羊學此後湮滅無聞，其後的學者們製約皇權，一方麵是試圖借助道德的力量，一方麵依賴製度的慣性，一方麵則祖宗皇帝的權威，同時，他們仍然還在用公羊學者們編織的己經破爛不堪的學說，他們己然缺少公羊學家們那種始創的勇氣與智慧了。
“天人感應說”眾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屬於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實際上本身就是董仲舒對《春秋公羊傳》的解釋。其內容無非是借用一些災異，賦予政治意義，來嚇唬皇帝。就是所謂的“屈君伸天”。一方麵承認等級製度存在在現階段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一方麵又試圖給最高等級的皇帝尋找製約力量，這是公羊學者們政治學說的最大特點。為什麼我要加上“現階段”的定詞呢？後麵會有講到。這並非給公羊學者麵子上抹金。
“夷夏之辯”影響之深遠，到了今天，仍然沒有消除。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辯在《公羊》中處處可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並非是以血統種族區分夷夏。夷夏是野蠻與文明為界的。這是一種對自己文明的自信與保護，可以說是一種高傲的自衛心態。和基督教對異教徒的態度略有不同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一種進攻的姿態，他們少了一點文明核心應有的矜持，這也許與基督教初起時並非是文明核心有關。我感覺上和希臘文明對野蠻民族的態度更像一點。《春秋》對於夷夏之變，一方麵是基於自信的矜持，一方麵則是以文明與否做為評價標準。所以《公羊》認為，《春秋》絕不認為夷狄有資格和中國相提並論，一方麵卻在如泌之戰這樣的具體事件中，肯定為夷狄的楚，否定為諸夏的晉。這樣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學在這方麵的態度。這種文化本位論，其中開通與進步之處，隻有比較不同的文明，才能體會得到。這種強者拋棄種族主義，隻以文明與否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強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說，夷夏之辯並沒有成為諸夏民族的民族主義，但是卻成為了諸夏文明的保護者，中國文明能傳承至今，略經患難而不滅亡，夷夏之辯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這種思想對今天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有一定的啟示，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