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越按：這是一篇舊作，根據筆記整理而成，並非是我讀《公羊春秋》獨有發現，其中實引敘了不少學者之意見。但是因為不是論文，故不注明出處與索引。勿怪為幸。另外，第八節下已經更新完畢，大家可以從目錄裏去看。）
寫下這篇簡介，並非我敢自認為自己對《春秋公羊傳》有多深的了解，我了解的，亦隻是一些極其淺薄的東西。之所以寫這篇《春秋公羊傳》的簡介，其原因，主要是在於大部分人的不了解。僅僅是不了解《公羊》，其實並非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沒有必要都去弄明白，否則做人未免太累。但是對於兩種人，我覺得就多少有必要了解一下這儒家十三經之一，西漢時代最重要的經典，對中國文學性格和政治性格的形成起了極為深遠影響的《春秋公羊傳》了——其中一是那些喜歡動不動就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批評本來沒有錯，隻是“無知者無畏”式的批評一方麵誤人子弟，一方麵也是貽人笑柄，我們在批評之先，多少了解一下，是不會錯的；另一種人則是那些有誌於複興中華文化的人，這些人同樣應當有誠實的態度，不要動則說什麼“四書五經”、“儒教原旨”，其實不過是看了幾篇論文就人雲亦雲，自己卻常常引喻失義，想要建新儒家，倒並非是什麼壞事，但是文質彬彬，方謂君子，不了解儒家就胡亂批評儒家義理的人固然很可笑，但是不了解儒家的人就胡亂的誇讚儒家的義理，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這世界上，不虞之譽造成的傷害，有時候遠甚於不虞之毀。
《公羊傳》所傳達的思想，主要有十來點，即：春秋新王、春秋王魯、孔子為王、孔子改製、天子一爵、天人感應、夷夏之辯、經權說、張三世、大一統、通三統、大複仇。這中間有些是公認的，有些是董仲舒闡發的，有些是何休支持的，有些是康有為說的。
眾所周知，《春秋》記事，有獨特的筆法，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有所謂“七等進退賞罰之科”。有時候，《春秋》故意不稱某人的氏，有時故意把某諸侯的爵降一級稱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據說這中間就有所謂的“微言大義”，隱晦的表達了孔子的道德理想。這些東西，在今天固然沒有意義，甚至對於我們今天的人們來說，如果事先不知道，也根本看不出來其中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是在當時而言，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卻是能夠一眼就看出《春秋》中“非常可怪異之處”的，雖然他們不一定就能明白孔子想通過這些表達什麼，但是他們卻是肯定能夠的領會到孔子在這裏有弦外之音的。所謂“聞弦歌而知雅意”，當時盡有當時的貴族傳統，孔子的這種作法，或者是符合貴族的禮儀習慣，也是說不定的。我們今天的人們要批評這種做法不夠坦率，也無不可；但是如果能夠尊重一下古人的習慣，了解到有可能古人特別古代知識界可能更願意接受這種委婉（但是絕不是隱晦——正如我前麵強調的，當時有當時的語言習慣）的說法，那麼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無足深怪的。總之，一部《春秋》裏麵，有著無數的弦外之意，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或者也可以說，戰國到西漢的學者們，相信其中有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我們後人相不相信無關緊要，反正孔子在今天也不見得是蠻有號召力的曆史人物，但是當時的人們既然相信，就會對政治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
而《公羊傳》在長時期的時間裏，就是被人們相信，是忠實的反映了孔子的真實意圖的解釋性著作。甚至有人認為，《公羊傳》采用一問一答的形式，很可能就是孔子學生的課堂記錄。在孔子還有相當的號召力的時代，人們更加強化這《公羊傳》是孔子課堂講義的觀點，以加強《公羊傳》的權威。
以下就來簡要的介紹一下，《公羊傳》所傳達的思想，這也是西漢的官方政治學說。不管我們今人見解如何，當時的人們對這是人類曆史的最高智慧是深信不疑的。這就正如我們今天對民主政治的觀感是一樣的。至於後世的人們評價我們，是不是和我們評價《公羊傳》的學者們一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相信後世的人們應當能夠比我們這些今天信仰民主政治的人們更加的公正與客觀，如果他們竟然同樣不能克服“現代人的傲慢”，那麼對某些把民主政治意識形態化，以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最高的政治理想的人們來說，實在是極大的諷刺。回過來頭來介紹《公羊傳》。
何謂“《春秋》新王”呢？即西漢的學者們深信，《春秋公羊傳》是托事明義的治理天下的經法，《春秋》是在缺少堯舜的時代，行一道德上的“王”的作用。亦即認為《春秋》就是新王，這就有點把政治宗教化的意圖，《春秋》就如同基督教的《聖經》，在上帝缺位的年代，起一指引的作用。因為古人同樣有著對烏托邦的向往，那些傳說中的王者們在當時尚有著極大的號召力，因此，承認《春秋》新王，就是表示當世的王者，應當以《春秋》的褒貶為褒貶。今天的我們，很難理解曆史記載在當時的作用，但是在當時的人們心中，史書的一筆，死後的諡號，都是相當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才有人不斷的誅殺史官想改寫史書，誅殺史官這種行為，一方麵固然反映史官的生命沒有受到足夠的保障因此可能影響到史書的公正性，但同時這種極端的措施，也反映了當事者對史筆的恐懼，對把自己的行為載入史書中的絕望。所以《春秋》借史書而行褒貶，在今人看來不足一曬，在古人卻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明白這一層，才能明白何以《春秋》竟然可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性格的形成。
所謂的“《春秋》王魯”，和上亦是差不多的意思。即《公羊》學者們認為，《春秋》這個“新王”假托魯國的十二世諸侯，行王者之事。（這裏也有不同的說法，從略。）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見《公羊》的學者們也認為，這裏《春秋》有一寓言的性質，隻是《春秋》是借助真正存在的史實來寄托自己的寓意，因此而更有說服力和權威性。可以說《春秋》走的是曆史主義與柏拉圖空想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曆史主義則認為凡事需從曆史和經驗發現真理，柏拉圖則純粹基於虛構和邏輯來構建烏托邦，而《春秋》則有一種寓言式曆史來體現他的思想。亦即，《春秋》並不是基於曆史和現實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發現真理，而是用虛構真理去解釋曆史，反過來借助曆史的權威性支持真理的合法性。這就是我以為的《春秋》的本質。《公羊》學者們認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曆史主義和烏托邦思想的存在，他們接受了這一點，並且致力於從《春秋》中分離出真理來指導現實的政治活動。《春秋》是否王魯和為何王魯，其實己不是重要的問題。實際上，這也從來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隻是《春秋》新王說的附屬性問題。之所以要在實際上諸侯中尋找一個王的隱性替身，有可能表達了這樣的信息：讓人們從中去尋找王者在某些問題應當如何行事。我們借用三位一體說，可以這樣解釋：《春秋》、《春秋》中的魯公、孔子其實就是孔子政治理想中的三位一體。有時候《春秋》新王無法表達的地方，就需要通過魯公來傳遞某些信息。這裏邊隻是一個理解《春秋》新王要表達的思想的方法論問題。
故所謂的“孔子為王”，同樣隻是三位一體的一位。後世的《公羊》學者們，往往也借助這種說法，來製衡皇帝的權力。我這種說法未必能得到現代《公羊》學者們的認可，但是我這裏要表述的，是希望較好幫助不知者來理解西漢的學者們是如何看待《春秋公羊》的。至於現代學者們如何解釋《春秋公羊》，是另一回事。我所做的是，是表達西漢時代以及之後一些時代的人們對《春秋公羊》的認知。
至於說“孔子改製”，則是屬於所謂的“公羊口說”，一般認為是後代公羊學者的發揮。究竟是孔子的本意還是後代公羊學者的發揮，在當時也許是個大問題，影響到一係列觀點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今天，卻變得毫不重要了。我們隻需知道，在當時，這種說法同樣流行，雖然遭遇一部分學者的質疑，但是至少在公羊做為官方主要政治學說的年代，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孔子改製”，公羊學者們往往稱之為“春秋製”、“太平製”，《公羊》學者們通過公羊口說認為，孔子在《春秋》中通過譏、貶、誅、絕等條例，實際上改變了周製，孔子要實行的，是一種全新的製度，亦即“春秋製”。這種“改製”，包括公羊學者們認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曆法而不用周代的曆法；規定了嫡子繼承製；大一統製；親迎製；三田製；三年喪製；三等爵製；七等官製；選舉製；井田製；郊製等等。觀察其中這些改製，有些是因襲周製，有些確有改變。至於是否改變，我們這裏不必追究，由學者們去考據好了。我們隻要知道，到了西漢中後期，這些製度成為了理想政治製度。因此我們隻要了解這些製度的內容和其中暗藏的含義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