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上)(1 / 3)

一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

&g;&l;首&g;&l;發&g;.。這一局麵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曆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為業,男子皆騎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自為戰;生長北方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曆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於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時節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麼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遊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歎:“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下。”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十四“史臣曰”]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清三代建都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載東南風俗雲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書》卷二十八地理誌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誌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下俗以五月五rì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書》卷三十一地理誌下]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裏麵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很少能統一下,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關。

二江淮防禦體係

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麵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遊;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鍾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史方輿紀要》卷二十江南二]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曆“侯景之亂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係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麵對長江,不得不感歎:“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歎道:“嗟呼!固所以限南北也。”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兩次親征,都隻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複保矣。”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麼,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遊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裏江,如此則中原可複。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係。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遊。前人曾言東南者,必爭江漢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遊,國必危。”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yù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西麵是曆陽,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yù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書》卷七十八劉延孫列傳]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百萬,不能濟矣。”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陳紀十]北宋開寶八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