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對伊朗的國內政治產生的即時後果就是繼任的紮赫迪政府對一切反對力量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在德黑蘭實施宵禁，在集市部署坦克。摩薩台及其聯係密切的同事或遭到逮捕，或被迫躲藏起來。一些可疑的人民黨駐地遭到搜捕，一些報紙也受到騷擾或停刊。軍隊和警察對德黑蘭和其他城市中出現的零星示威也給予強勢打壓。到當年9月底，大約有1400多人遭到逮捕，到年底又有至少700人入獄，大約有3000名被控與人民黨有染的政府職員被解雇，武裝部隊也清洗了一批可疑人員。
政變的另一個後果是產生了一個權威主義的政權。在這個政權下，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對行動都被禁止。這些措施不僅嚴重削弱了民族陣線極其附屬機構，而且曾經反對過民族陣線的人民黨、勞工黨和卡薩尼的組織也受到了壓製，它們再也沒有恢複到摩薩台時期那樣的勢力和影響。民族陣線和其他那些組織是現代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傳統中下層能夠對國家產生影響的最主要的組織，政變及其後權威政權的鞏固因此大大提高了政府對這些階層的統治力度，現代中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嚐試也宣告失敗。作為在政變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美國，當然要對此負主要責任。
政變的後果之三是埋下了伊朗人民對美國仇恨的種子。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先前非常親近美國的伊朗政府突然采取了極端反美的外交政策。這曾讓很多美國人百思不解其意，他們搞不明白，美國給了伊朗那麼多的經濟、軍事援助，幫助伊朗從一個貧困的愚昧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地區大國，可是伊朗竟然反過來仇恨美國，這究竟是為什麼？其實這時伊朗人民強烈的反美情緒可從1953年政變找到緣由。1953年政變改變了美國在伊朗的形象，之前美國被伊朗人民看作是自己獨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與英俄（蘇）截然不同的正義國家。但是這場政變讓伊朗人看清了美國的真實麵目：它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幹涉別國內政的帝國主義國家。1953年政變推翻的是民選的摩薩台民族主義政府，是一個得到廣大中下層人民（但可惜的是，在摩薩台時代，這些人並沒有像在1979年革命時那樣的廣泛參與政治活動）支持的政府，這樣一個政府卻被一個獨裁政府所代替，人民自是不滿。政變後紮赫迪和國王嚴厲鎮壓人民大眾，使伊朗人民深受其壓迫之苦，美國恰恰是這個獨裁政權的促生者和堅定的支持者，它理所當然會遭到痛恨。而且，國王把大筆的石油收入用於購買美國的武器等軍事建設，“替美國人服務”，是美國的傀儡，可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並沒有相應的提高。所有這一切不滿在1979年革命時得到總的爆發，這也就不難理解伊朗群眾為何在伊斯蘭革命中及其後那麼痛恨美國了。
有了這樣的對美國的仇恨，伊朗自然會處處與美國作對，最近一段時間波斯灣航母雲集，風高浪急，有關美國和伊朗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的說法充斥媒體。兩年後，戰爭並沒有爆發，有關戰爭的預言也漸次消散。戰爭畢竟是政治的繼續，姿態並非一定意味著行動。
美伊現進入了一場全麵冷戰，伊朗媒體則把美國對伊戰略描述為顛覆伊朗現政府的“軟戰爭”。美國方麵的一些分析認為，對伊直接軍事打擊，後果太嚴重，成敗完全難以預測。看來，在未來一個時期，美伊雙方將采取坐下來“冷戰”的方式，各自布局，暗中投子，以爭取更有利的戰略態勢。
在中東，美國針對伊朗的動作如下：
（1）加大支持阿拉伯世界所謂“溫和派軸心”的力度，批準了一個金額很大的軍售計劃，以期平衡所謂什葉派“新月形軸心”的形成和擴張。
（2）加強對伊朗的製裁力度，如要求國際社會對伊朗金融機構和革命衛隊進行製裁等。
（3）發動對伊朗的宣傳戰、心理戰，支持伊朗內部的“反對派”，策劃秘密活動，操縱金融形勢。
（4）逮捕所謂在伊拉克的“伊朗代理人”，削減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
（5）保持美在波斯灣地區快速打擊的軍力，維持遏製力度。
就伊朗目前的戰略態勢而言，中東地區的戰略天平正發生有利於伊朗的傾斜。這一狀況的表現如下：
（1）美國打垮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裝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而它們恰恰是德黑蘭的對手。
（2）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在大選中獲勝，親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則頂住了以色列的進攻，顯示了強悍的戰鬥力。
（3）伊朗與土耳其加強了能源領域和打擊庫爾德分離主義的合作，改善了伊朗的地緣政治態勢。